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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过程中，部队和群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后面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有时群众行动慢了，对群众耍过态度。在作战紧张，敌情严重时，有的群众被敌人冲散或自己跑散，有的被敌人炮火击中，也有的主动离去的。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鄂皖工委和军领导从来没有抛开群众的想法，更没有作过什么决定。相反，我们强调要掩护群众，负责到底，一直把剩下的大部分群众带回了皖西北根据地。群众在随军行动中，对部队的行军作战是有影响的，但也有帮助。记得在磨子潭突围时，为了压制敌人火力，全军几挺水压机关枪缺水，就是群众用脸盆、饭盒从山下端水送往山上的，保证了机枪火力的发挥。同时，随队的伤病员和部分群众还多次补充部队，参加战斗。红二十七军在当时那种异常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对掩护群众转移是尽了最大力量的，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行动计划问题。红二十七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工委和军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说一下。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征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系比较密切。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么，认为应该怎么做都是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红二十七军在一个多月的行动中，能箝制敌人大量兵力，取得数十次大小战斗的胜利，歼敌四千余人，转战十多个县，行程三千余里，保存了有生力量，是与鄂皖工委和军领导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在我的记忆中，红二十七军研究行动计划时从没有考虑过要过长江的问题，更没有要过长江的计划。在当时要过长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红二十七军行动过程中离长江最近的距离也有几十公里，不仅听不到长江的浪涛声，而且连看都看不到，更不会象有些资料中写的那样，什么准备渡江船只呀，军领导对过江的意见不一致呀，等等。我作为鄂皖工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来没有考虑过，更没有讨论过过长江的计划，也没有听过其他的同志向工委和军部提出要求过长江的意见，至于讲到准备船只过江的说法量毫无根据的。记得我们转到宿松县境时，站在高山顶向南远眺，曾看到一片湖水，远远望去，天水相连。当时，我与徐海东、刘士奇在一起。刘士奇一边指着远方的湖水一边和我们说：那一片水是不是长江？长江南岸有我们的红军，还有我们的根据地呢。由于形势紧张，我们未及久停，边说着边走了。有人说刘士奇同志提出过过江的计划，如果是刘士奇这次闲谈江南情况时引起的问题，那纯属于误解、误传。

后来刘士奇在肃反中被错杀，其原因可能与误传过长江的问题有关。这可真是不白之冤。我和刘士奇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原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担任东路游击司令员、红二十七军军长。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打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曾多次对我讲过，红军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锋芒，无论战争环境怎么险恶，我们都应当保存好这支队伍。他在领导红二十七军的转战中，是有功劳有贡献的，应给刘士奇同志以公正评价。在这里我还要谈及一点，就是红二十七军结束东线转战后，省委开会研究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七军合并问题时，我和徐海东同志参加了会议，刘士奇因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没有专门谈红二十七军的转战经过，也没有提到红二十七军有否过长江的计划问题。此后，我再没有参加过省委关于红二十七军行动情况的汇报。至于其他同志向省委反映过这方面情况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在这里谈的都是历史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总结一下。我将自己回忆的情况提供给战史办公室的同志，仅作为资料，供修改战史时参考。

（姜为民赵太乙整理）

注：成立红25军，是以9军27师为74师，皖西北27军到湖北改为75师。后来再增设73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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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师组织序列：

第74师师长　陈先瑞　政委　李隆贵

第4团团长　王辉友

第5团团长　张海波　政委　袁崇安

补充团团长　宋登贤

1935年10月6日，鄂陕游击队和豫陕游击师合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