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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说：“是这样的！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考芮姆，说他遇见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妇女。威洛比在断气之前想要说明：就是他和教授说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这位妇女面部抽搐，好象非常痛苦，并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让我讲完。这个年轻人倒下去的时候，我闯出书房，走错了门来到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告诉他：他如果这样做，我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告诉我们的团体。我不是为了自己想活命，而是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说到做到，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和我的命运互相牵连，只是因为这个原故，他才掩护了我。他把我塞进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个秘密。他让佣人把饭送到屋里，以便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只要警察一离开这栋房子，我就乘黑夜偷偷走掉，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你到底识破了我们的计划。这是我生前最后的话。〃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她对福尔摩斯说：“这个小包裹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由于你的荣誉和正义，我把这包裹委托给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喊道：“挡住她！〃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药品。

她往床上倒了下去，说：“太晚了！太晚了！我出来……的时候，便吃了药。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我请求你……不要忘记……那个小……包裹。”

我们乘车回城时，福尔摩斯说：“这案件很简单，但是也很发人深思。从一开始问题便围绕着夹鼻眼镜。虽然那个青年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但是我那时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很清楚，从眼镜深度可以断定，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离开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当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作假时，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说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值得注意。可是实际上我心中认为这完全不可能，除非她还有一副眼镜。所以，我只能认真考虑另一个假设——她呆在这栋房子内。我一看见两个过道完全相似，就想到她很可能走错路，这样她就会走到教授的屋中。我密切地注意一切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事情，我仔细地检查这间屋子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并且钉得很牢固，所以地板上不会有活门。书柜后面可能有躲藏的地方。你知道，在老式的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板上各处都堆满了书，但是书柜却是空的，所以书柜可能是一扇门。我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地毯是暗褐色，所以我抽了很多支那种好烟，把烟灰洒在可疑的书柜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非常有效。然后我便下楼去了，并且，我已经弄清楚——华生，当时你也在场，而你却没有理解我谈话的目的——考芮姆教授的饭量增加了，这容易使人怀疑他还让另一个人吃饭。然后，我们又上楼去了，我弄翻烟卷盒，以便清楚地看看地毯。从地毯上的烟灰可以知道，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后，她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过。霍普金，我们已经到了查林十字街，我祝贺你胜利地结束了这个案件。你一定是去警察总部吧！我和华生要到俄国使馆去，再见，我的朋友。”

空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巳ぃ？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