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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情形下李老博士也不会对中国事物盲目崇拜。中国文化的优点固然值得赞扬；但是它的缺点也应当提出批判。譬如传统的方法治史，认为作史者笔下一行“褒贬”，则天下之至善与极恶，毫发毕见，泾渭分明，千古一律，实在是故步自封的看法。亦即是认为盈天地之道（这“道”有自然法规Natural　Law的意思）统统在史籍的字里行间，罗列无余，也再用不着开辟途径；也再用不着推陈出新。李老博士曾以此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相比，彼此都离不开“原始的假说”（Hypotheses　of　their　autochthonous　development），是以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London，1969）；pp�241…242�。

李老博士自己治学，可以渊博二字概括之。因之他的历史观，不是容易概述的。大凡有创造能力的思想家，在大刀阔斧的姿态下开怀立论的时候，常有自相矛盾的现象，马克思如此，卢梭（Rousseau）如此，李公也有此趋向。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构思者在逻辑上举棋不定，而是眼光开阔时，逻辑的范围过小，已不适用。也等于康德（Immanuel　Kant）所谓“了解”（德文verstand）与“理解”（德文vernunft）不同。前者得自我们的视听与经验；后者则在人类经验范围之外，应属于神学的领域。我们即作假定（presupposition），虽称客观，仍不离主观的色彩。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长大，他当然不会放弃至美至善即属于神的立场。因之我们只能模仿造物，而不能因人力而自称已巧夺天工。即使是绝代才华的人物，在造物主前仍为凡夫俗子。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又觉得盈天地之至美至善，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间，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间发泄无余。所以他一方面认为真理为一切事物抽象的总和，带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认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种机缘间的一种美感。这矛盾的趋向，读者可以偶尔从李老博士的著述中窥之，而我们有机会和他接近时则更容易看出。

以上所述，已涉猎于人生哲学，超过本文预定的范围远甚。然则不提出，则本文写作的目的，无所交代。在作者的眼光中，前述矛盾，在大范围内则不成其为矛盾。亦可以说因其矛盾，更能与真理接近。因其渊博，故能容物。李老博士为科学家，可是没有放弃他思想的体系。他又皈依宗教，却不受硬性教条的束缚。今日中国企求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应觉得效法李公之处至多。

笔者在大学攻读时，已读及李公著述。初与此公以书牍接触，事在1967年。当时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富路德教授（Prof�L�Carrington　Goodrich）缄荐，李老博士嘱于五六年间，往英伦一行，襄助其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中束缚科学发展之处。这对笔者言之，实为天外良机。其唯一令人踌躇之处，乃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和老博士其他著作提及“封建官僚主义”（feudal　bureaucratism）一名词，和笔者所习所读不无径庭之处。因之与李公多次书面磋商。李公不仅不以此种问题为节外生枝，反而指出他对这名词并无一成不变的看法，如果新研究能提供不同的说法时，他还愿意修改以前的观点李老博士致笔者缄，17　February；1970；李老博士着重于官僚主义，而不着重封建，则见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6）；。像他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与著作家，又为皇家学会会员，竟在笔者一个无名小卒面前如此谦虚下怀，真令人叹赏无已。很多人学术上的成就不如李公至远，已经知过不改，一错就错到底，而且拒绝批评，还要拖其他人一同去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李老博士愿意修改自己以前的观点，也与以上所述各节相关。因为他写历史，不是一字褒贬。我们人类的经验愈丰富，则对自然法规的了解愈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