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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提高了许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层没有足够的资金留存来弥补损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个月的紧要关头中，公司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否认，贬抑或是欺骗的态度——不仅对华尔街，还对它自己。依旧在位的洛里默。戴维森抱怨说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意识到情况究竟有多么糟糕。

当董事会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保险核计公司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1975年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收到了报告，它可真是件圣诞礼物。我们有了千万的亏空需要弥补——而令人惊恐万分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笔钱。

1976年之初，GEICO宣布前一年份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亿2600万美元。1974年时的股票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记录，而如今只标到47　8　元。

自从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他心里一直怀着一个秘密的心愿，想要大规模地重新投资于这个公司，就如同他对《华盛顿邮报》所做过的一样。对于理性化的巴菲特来说，他对自己的过去也许是有点多愁善感（尽管在股票很贵时，他并没有昏头昏脑地投资于GEICO），现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并且它陷入了一场很大的麻烦之中。而且，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还有一些积蓄在GEICO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带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

这时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马洛正在过着一种宁静朴素的生活，一半时间呆在拉霍亚，另一半时间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森。在他80大寿聚会上，他全家人都来到了拉霍亚，他满怀深情地回顾自己往昔的生活，却丝毫没有提及他在华尔街的事业。他谈到了自己从美学、文学、艺术以及许多女性同伴那里得到的快乐，还像个孩子似地回忆起早年时见到马克。吐温的情景：“他容光焕发，穿着白衣服，还有头银白色的卷发。”但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对股票丧失兴趣，他在拉霍亚有一个账户，尽管他很少交易，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会来到经纪人那儿，在角落里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读一本他所钟爱的标准普尔的书。一位前来拜访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过一本希腊语的书，而在卧室里则看到了一座罗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时，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聪明的投资人》的修订版。他们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内容关于如何确定“大型企业”

（比如：喜诗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认为一般的读者难以达到这一点。而且，格雷厄姆建议一个人投资于股票的资产额上限为75％，而巴菲特更为勇敢，他愿意在合适的价位押上所有的赌注。于是巴菲特非常想放弃合著者的身分，而只愿以“合作者”的身分在书里被提到一下。

可笑的是，没有什么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两人哲学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说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濒于破产时，它确实如此。而巴菲特认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这将是一个机会，于是他紧紧关注着它戏剧般的变动。

1976年4月份，GEICO举行了它的年度会议，400个股东把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挤得水泄不通。就是在这儿，股东们差点把公司的行政人员轰出这幢房子。不到一个月，佩克就被解雇了。一位43岁的旅游公司的老手——约翰。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异常充沛，常常四处奔波着。在新泽

西，他前去拜访了詹姆斯。希让，州保险委员会委员，要求他提高利率。后来伯恩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便从口袋里抓出一张纸，猛地掷到希让的桌子上，说道，“给你该死的执照，我们不再是新泽西州的公民了。”然后，他当场解雇了700名职工，并且通知全州30万投保人去寻找别的承保人。

伯恩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100家办公机构，裁员将近一半之多，但这还不够。华盛顿特区的保险业监管威胁伯恩，要他停止关门，除非GEICO能找到其他承保人，来承担一部分客户　（这就是所谓的再保险）。伯恩做出同意的样子，但到了7月初，行业领导人斯泰特。法姆却象个随意的旅游者一样弃他而去。

现在GEICO的财产值跌到了最低点，巴菲特非常敏锐地开始对涉足于GEICO产生了兴趣——但是和往常一样，他找来其他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