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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带，紧紧肚子，有一次竟晕倒了。不知哪位好心的护士告诉了高主任，高主任指示护士长：“遇到这种情况，你给他报误餐费，吃手术饭。”我知道；这对不是本院医护人员是破例的，不好意思去吃，是好心的师姐、师兄们，给我带回来的。常常是满满的一饭盒，我吃一半，留一半做晚餐，为此我还买了一个大号的饭盒。这个暑假真没虚度，不但充实了知识，还填饱了肚子。我由衷的感到，师长和医护老师对我的恩情，人间自有真情在。

（36）

开学不久，还没上课。全校师生一起参加秋收劳动，确切的说是抢购秋菜。各单位都大显神通，先下手为强。学校开了动员会，讲清了严峻形势，要求打上行李背包下乡。

我们班到了西郊的“三合屯”，这几年，农村的家底都折腾空了，农民家里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住进了老乡闲置的草房，自己烧炕，自己炊事。炕也烧不热，一烧直呛人，满屋烟气弥漫。吃的是学校带来的苞米面，好的有蔬菜，熬成稠糊糊的菜粥，倒也能填饱肚子。

本地同学，更是大开吃戒，大嚼萝卜、大葱，还有白菜心。我对生吃还不太适应，一吃就拉肚，没那个口福。秋风似剪，吹得脸蛋热辣辣的，双手皲裂了许多口子，像糙树皮似的。临下乡前，我买了三副线手套，都用破了。和以往下乡劳动不同，一是天气奇冷，二是人心涣散，因而像一盘散沙似的漫无头绪。带队的是唐程老师，他虽然以身作则，带头干，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本市的学生大多藉故请了假，生产队也利用我们这些免费劳动力，掰苞米，割豆子，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卖给蔬菜。

东北的民俗真是粗犷，买卖秋菜并不过秤，而是买卖双方到地头实地勘查，就地论质定价。估算出一垅多少斤，共多少垅，就算出了总数。尔后由买方自行收取，亏盈多少不计，这和南方真是天壤之别。

一干就是二十天，直到大地封冻，下了大雪，秋菜收完，我们才返校。我的双手裂了，耳朵冻了，球鞋破了、裤子豁了，磨坏了三副手套，还养肥了一身虱子，可谓“收获不少”。回校又洗又涮，学校还给每人发了“灭虱灵”，但一时难以根治。同学们互相调侃，戏谑的说：“今年冬天，可有肉打牙祭了。”我一想到虱子，浑身刺痒。时间一长，倒也“和平共处”，不在乎了。

休整几天后，就开课了。这最后一学年，所有的临床课都在赶进度，因为明春，就要去医院实习了。从上面吹来了一股政治风，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了阶级斗争。”学校也增加了“政治学习”时间。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

一听运动，我就想起了五七年夏天的那场反右斗争，不由得焦虑重重。刁泽甫每周做一次政治学习辅导报告，他那阴鸷的脸绷的更紧了，好像学生都是“阶级敌人”似的。他分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学校的反映，提到了；“有的同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典型的白旗，必须拔掉”。我联系自已，不免有几分忐忑。文鹃找我谈话，要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向组织交心，争取在运动中入团。我心里想：“不成为‘白旗典型’挨整，就不错了，还奢望加入什么组织呢。”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高煤海就透露过，在党团员骨干会议上，刁泽甫就点过我的名。因为我在同学中尚有一定威信和人缘，又没啥劣迹，才没拿我开刀。

文鹃还问我：“你怎么得罪刁泽甫了？”我回答：“我怎么能得罪他？是他看我不顺眼罢了。”事后我想起了；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我从团委办公室走过，看见一男一女搂在一起，莫非是他？其实我根本没看清是谁，是他自己心虚了。这些我没敢对文鹃讲，心里却多了几分警惕。

拔白旗一阵风，雷声大，雨点小，走了过场。刁泽甫铿锵的话语却深深的留在我的耳旁：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37）

一个以火红年代为背景，描写中学生勤工俭学的电影剧本，终于完成了初稿。我到图书馆借了不少关于电影的书，参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文学’杂志，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起早贪黑的修改电影剧本。

冬日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为了掩盖，我故意放了一本政治书。同学们都以为我在加强政治学习呢。但还是被文鹃看出了破绽，一再追问：“写啥呢？”我不想告诉她，搪塞说：“写*。”文鹃斜了我一眼，“你又没参加长征，写什么*。扯淡！”我不以为然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