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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5点，我就起来了，出了旅舍，漫步街头，寻找当年碎金零银的记忆。天色尚早，店铺还没开门。街上行人寥寥，偶见挑菜进城的农民，打扫街道的清洁工人。

街边的梧桐树，已冒出了密匝匝的绿叶；江畔的香樟树，老叶又增新绿。在晨曦的暖风中，清新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婺江是条倒流河，从东到西，汇入兰江，再入富春江，汇入钱塘江入海。我站在‘通济桥’桥头，望着一江春水缓缓西去，早霞映在江面上，闪着粼粼的波光。眺望远处的航船、竹排…久久不愿离去。

到婺州，为的是寻找失落的梦。重访校园；当年的竹篱笆已修成了围墙，操场上又新修了体育馆。这里的三年，是我人生精彩的一部分，也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特别难忘山桅花开的季节，校园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饭后课余和同学们漫步花木间，常陶醉在温馨的氛围中。我不由的想起梅姣，陈年往事又泛出心头。梅姣，你在哪里？

时任*副部长的叶圣陶先生，一篇‘金华北山游记’，　选入课本，使双龙洞的名声大噪。当年，我曾亲耳聆听过他的讲演。他站在校办公大楼二楼的阳台上，慷慨陈词；希望我们这所学校，能办成‘集美第二’。

我对双龙洞的情结，却是那段峥嵘岁月。我的母校—婺州二中，距双龙景区约十里地，步行不过一个小时，是我们勤工俭学的基地。我们常到山上挑木炭，担石灰，砍竹子，送到城里。还经常到附近的乡村，帮助插秧、刈麦、割稻等劳动。修双龙水库，学生是主力。到了五八年，修“双龙电站”，学生就成了“劳工”了。

市区到双龙已通汽车，但每日只有两班，我乘早班车到洞前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接待过难以数计的古今中外游客。毛主席、朱德、郭沫若都来过这里。洞前有块“双龙少年电站”的牌子，还有一座系着红领巾少男少女的塑像。

我曾清晰的记得；哪是‘合龙’的地方，哪是‘会战’的现场。五八年的整整一个暑期，成了我们‘炼红心’的课堂。轩敞的外洞是我们当年的宿舍，溪涧成了我们天然的盥洗室，洞口的两个“龙头”见证了那段历史岁月。内洞钟乳石的各种臆想造型，精彩纷呈，叹为观止。

从双龙洞沿着石阶上行约百余米，就到了冰壶洞。洞口新增郭沫若的题诗碑，第一句：“银河倒泻入冰壶”，把洞内飞瀑形容的十分气势。洞很似煤矿的斜井，拾阶而下，只见石栏边装有许多园形灯罩的电灯，犹如轮轮朦胧的秋月。郭老诗中的“新月轮轮饱”就是此意境了。

为了寻觅旧踪和失落的梦，我没有等车，索兴步行。迎着五月的山风，踩着轻捷的步伐，沿盘山公路而下，当年的情景不时在我脑海闪回：五八年夏天，我们这班十几岁的中学生，像民工似的在半山腰，打眼放炮，修筑沟渠，将‘九龙’的水引入电站。至今，我似乎还能隐约地听到‘放炮啰！’后的轰隆声。下到山底，拦有一大坝，这就是双龙水库了，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身体文弱，但我能把满满的百来斤的土筐，一口气挑上几十米高的大坝，一天劳动下来，全身都散了架。

在大坝边，我拐入了小路，田野的小路使我倍感亲切。我在大樟树的小溪边坐下；恍如又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里的风是暖的；水是甜的；地是香的；人是美的。再见了！双龙。再见了！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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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正是掌灯时分，下车出站，发现广场乱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骤然多了些穿旧军装的年轻人，臂上有红袖章，成群结队的，不知要干什么。

我没敢逗留，挤上十八路无轨电车径奔广州路的办事处。刘处长一见我，有几分抱怨地说：“你可回来了，一走也没个音讯，可把我急坏了。”“发生啥事了？”他有些慌乱的递给我一张纸，上写“最后通谍；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即日起予以取缔，勒令驻沪人员三日内回本地参加运动。”“又要搞啥运动啊？”“*。”我松了口气，“不就是报纸上批判什么海瑞罢宫之类的吗？”“恐怕没那么简单吧。”“你准备回鹤岭？”刘处长露出几分无奈：“看看情况再说吧。”

晚十点许，我们刚躺下。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涌进了不少穿旧军装的年轻人。我看清他们的臂章是“红卫兵”　字样。他们守住门口，逐个房间检查。

一个戴军帽的小个子，指着我的鼻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