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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环顾会场，四下撒眸，似乎在寻找什么人。大嘴一咧，扯大嗓门：“有人说我是反党黑干将，”他的目光射向台侧面的幕布：“这都是党委一小撮人幕后策划的。”他掏出一张纸，“现在我揭发党委：全院876名职工中，按左中右内定了32个重点，108个黑帮。他扬了扬手中的纸：“有人说我脑后长反骨，是三国中的魏延。”祁理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我没有反骨，有人却有。”他厉声说：“这就是黑党委中的走资派。”我问坐在身边的伍泽：“他是谁？”“他都不认识？是党办主任啊！”难怪他理直气壮的，想来他一定掌握着党委的一些黑幕。

一个人影在台上一闪，和朱亚男说了几句什么，就举起红宝书，匆匆地走了，批斗会像要收场的样子。朱亚男正想宣布什么，只听大门外一阵喧哗，涌进了一群人。推搡着一个反剪双手的人，上了台子。为首的一个中年妇女挥舞着拳头，拨高了调门：“革命的战友们！”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会场一瞬间鸦雀无声；“我们医院药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出现了反动标语，写反标的就是袁兴。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被这几句绕口令似的发言懵住了。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跟着喊：“打倒反革命分子袁兴！”“谁反动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张惶恐的脸上；我认出他是62年和我一起分配来的药剂师。他面孔煞白，全身瑟瑟发抖，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一个劲的分辩：“我冤枉，冤枉啊！”革命群众团团围住他，声色俱厉的追问，让他交待动机，问他的家庭历史，查他的祖宗三代。袁兴吭哧憋肚的问一句答一句，前言不搭后语。越说越糊涂，最后连姓啥都弄不清了。那位领头的中年妇女，是药厂的厂长毕玉凡，气得狠狠地抽了袁兴几个耳光：“还想抵赖？！再不老实交待，就送公安局去。”台上台下顿时乱成一团，袁兴告饶不迭，身上挨了不少拳头。他低着头，不断念叨：我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的呀。”语无伦次的说：“我，反对，谁敢？毛主席；造反…”他的精抻已完全崩溃了，在一片打倒声中，他被造反派送到了公安局。

已是半夜时分，台上的批斗场面还是那么的狂热，台下的群众窒息的透不过气来。我忽然发现门窗内外的人，乘着夜色都悄悄的溜了。坐在我旁边的麻醉师齐德，几次欲行又止，扭动着屁股，犹如坐针毡似的。他终于捱不住，贴着墙角，蹑手蹑脚地出了门。我猜想他一定也是鞋底抹油—溜了。我才明白，林森为啥要替我值班的原因了。

正寻思着，只听大门外有人高喊：“方昊，出来！”我的心猛地一跳，一下提到嗓子眼上；这厶快轮到我了？！还没缓过神来，又有人喊：“方昊，有任务！”我迈着麻木的双腿，跌跌撞撞地出了大门，俱乐部外一片漆黑，下台阶时差点卡倒。“对不起，吓着你了吧？上面布置紧急任务，要写（最高指示），没办法，只好叫你。”听了宣传科长的解释，我虚惊一场。望着布满星星的夜空，竟像在做梦似的，绷紧的神经终于松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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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是不记日记的——郭沫若如是说。但我还是把恐怖的经历写了下来。“八二八”大游街以后，医院的车库腾出了几个房间，羁押走资派和黑帮，即所谓的“牛棚”了。没几天，牛棚就爆满了。

我正在宿舍写日记，忽然听到楼道上一声凄历的尖叫。我和陈慧预感到似乎出了什么事，跑出房外一看，竟是我院的一位女检验师，陈慧的同学，叫俞翠。只见她瘫坐在地上，眼睛发直，双手哆嗦，指着房门，啊啊的说不出话来。

我和陈慧推门进去，迎面的暖气管上挂着一床被，往下看，垂着两条脚，我俩不由得倒退了几步。这时闻声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壮着胆，七手八脚的把吊着的人放了下来，尸体已经冰凉，下身湿了一片。，派出所来了人，证实为自缢身亡。不一会儿，单位也来了人，一个造反派头头指着尸体说：“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这位张姓工程师，毕业于“哈工大”。结婚还不到一年，人挺内向，平时很少说话。昨晚，她妻子俞翠值夜班，不放心，一早就回家看看，没成想已出事了。她不敢大声哭，连尸体也没敢摸一下，她想跳楼，被陈慧拉住了。他小声劝道：“一切都会过去的。”俞翠忽然撕心裂肺的尖叫一声，光着脚向外跑去。

今日礼拜天，一上午稀里湖涂跟着忙乎上吊事件，我和陈慧心情都很沉重，何以解愁？唯有杜康。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