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第一章：燕师南逼 京师危殆

六月三日，天气微热。毕竟是夏暑之将至，这春来一直愁容不展、阴雨绵绵的江南天总算是有所收敛——喜气上脸，白天白灿灿的，太阳当空，照出明朗的秀水青山来。夜暮来临时，红霞遍染，江波流金，百虫吟唱，色彩与声音调和得像一出《戏貂禅》般，甚是喜人。

只是现在南京城内，却少有人高兴得起来。因为战争急报不断传来，朱棣叛军攻克杨州、高邮、通州等江北重镇，势如破竹，近日已从瓜州渡江，将南军全线击溃。不须多久，就会攻到南京城来。稍有点知觉的人都能感觉到形势的严重。两个月前还繁荣昌盛，载歌载舞的南京城，现在已乱成了一锅粥。

为避战祸，许多百姓、商贾都纷纷挟着家私逃出城去。在朝为官，特别是在削藩一事上给建文帝出过主意的官员更是不安，他们对建文帝来说是忠臣，对朱棣来说则是为祸社稷、离间皇亲国戚的奸臣佞党。不难想见，素以“威猛勇武”声名远震的朱棣一旦破城，将对他们处于怎样的极刑。所以，除了受诏到西南各处去募兵勤王的官员外，一部分官员也开始随着流民外逃。

京都危困，人心惶惶。

面对这种局面，年仅二十五岁的建文帝朱允文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省躬殿内大臣们意见纷纷，有的主张马上离都，退往浙江；有的认为退往浙江太近，只会促使燕军马不停蹄，继续南下，不如一退退到湖南去；有的认不清时势，竟还抱怨不休，归罪于力主削藩的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等人，怂恿建文帝将这些“佞臣”绑缚送交敌营，以平这名为“靖难”的叔侄之争。

其实早在此之前，建文帝也一度看不清时势，竟应朱棣非礼之请，罢去齐、黄二人的职位，只差没将这二人交出去罢了。只是，事实证明，朱棣志在夺取大明江山，所谓的“靖难，清君侧”不过是巧立名目，欺瞒天下黎民罢了。

所幸朝堂上还有一位德高望重，忠贞爱国，敢于择善固执、怒犯龙颜的直臣：方孝孺。方孝孺乃当代名儒，时任翰林院侍讲，在内阁参议政事，每每言必中弊，是政治改良的先锋，为建文帝所器重。得悉建文帝竟应朱棣之请，罢去齐、黄二人职位，方孝孺大急，入朝面圣，引汉景帝误杀忠臣晁错为喻，极言此举亲者痛、仇者快　，只会使得将士寒心，君臣离德，当务之急应团结臣将，募兵平乱，万不可屈于乱军淫威。

是于，建文帝这才让齐、黄二人官复原职，重新稳定了前方将士抗击燕军的心志。若不然，早在去年，燕军便已渡江攻破京师了。

且说此时，大臣们意见不一，甚至有些人提出了迎降的主意。朝堂之上混乱一片。最终还是方孝孺一言定乾坤。他力主固守京师，以待援军。

方孝孺坚持固守的理由是：朱棣起兵北平，外有北元余孽鞑靼和瓦刺虎视眈眈，内有我大明东南西三部地区军民环伺，孰强孰弱其实再明白不过。但自朱棣起兵日起，四年来，我军失利不断，以致如今，京师危困。这实在是一个反常的现象。究其症结，问题出在人才建构上——太祖在世的时候，为廓清寰宇、削除叛党而大兴诏狱，先后办理过“空印”、“胡惟庸”、“郭桓”、“蓝玉”四大案，连坐不下十五万人，其中固有罪当处斩者，然而由于执行官的公报私仇，还有部分小人的恶言诬陷，无辜受牵连者实难计数。野史所言：“元功宿将，因此四狱，相继尽矣”，其实非虚。朝庭自此人才调零。倒是那坐镇北平的燕王，借御边之名、藩王之权，招募壮丁，结纳流寇，修整武备，特训骑兵，麾下聚集不少英才能人，诸如姚广孝、朱能、华天弃等，虽则无德，其机谋算计却远胜于我朝文德之士。然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朝皇帝仁明孝友，登基以来，纠错*、轻谣减赋、宽政爱民，德被苍生，深得百姓爱戴。出外募兵的诸大臣又贤能有信，不久之后，浩荡归来，倾全国之力，不信不能一举荡平这股乱军。所以我们固守京城，以待援兵，实是当前最佳的选择。如若弃此就他，离京而去，则必根本动摇，定会人心大失。那么只怕我等从此将千里逃亡，无有终日了。

方孝孺这话可谓直指太祖朱元璋屠戮功臣之过，又挑明了战争的利害关键所在。一言中的，也一言震住了全场。他的大胆与精细使得全场鸦雀无声。有意迎降和主张将齐泰、黄子澄等大臣绑缚送交敌营的，本来就心虚，自不敢多言；主张退避的，恐怕真个被方孝孺料中——千里逃亡，无有终日，自不敢多言；那些不表意见的人，多是力主削藩，但由于战事失利，祸及京师，怕皇帝降罪，自也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