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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沈从文在“展开思想斗争”那一行上加了一个眉批：“‘斗争’两字像打架。你妈妈不是会打架的人，改用两个别的字好不好？”

1951年10月，沈从文到四川参加土改，这次四川之行，让他从彷徨、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巧此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学习》。到此时，沈从文终于不再恐惧，慢慢融入了这个新的社会。

【履冰】

历史博物馆工资定级时，穷困的沈从文主动要求降低标准，不要高过博物馆中的领导。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时，对胡适很是感激，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全国大批胡适，沈从文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出版，沈很是高兴，写了一篇题记，中有一句“德不孤，必有邻”，一直为其掌舵的夫人张兆和认为此句不妥，沈从文觉得夫人说得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决定删去此句。

1958年，为庆祝“反右”胜利，周扬宴请30多位文艺界人士。席间，周扬提出想请沈从文担任北京文联主席，沈马上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

涂光群回忆，张兆和的同事去看望他们，沈从文很是热情，谈起他心爱的文物如数家珍，但如果说起文坛的事情，或者问沈是否还在写作等话题时，张兆和总是以微小的动作、眼神等，暗示沈“三缄其口”。

吴小如回忆，50年代末，他随北大中文系全体教员到故宫参观文物，沈从文非常热情，戴了两幅重叠的眼镜认真地给他们讲解，如数家珍。参观结束，吴向沈告别，并说要去看望他，沈拉着他的手诚恳而小心地说：“不，我们还是先不来往吧。”

解放后，沈从文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买书作研究，他多次向博物馆领导反映，国家能否拨些经费，给他配几名助手，将丝绸研究搞起来。但没想到的是，1955年4月，博物馆书记找他谈话，让他检讨自己的工作；多年好友、馆长韩寿萱也告诉他，哪怕损失一张照片也是损失国家文物，是违反宪法的。沈从文不寒而栗，忙写信给韩作检讨，在信中，他甚至不敢称呼好友的名字，而改称“馆长”。

黄能馥回忆，沈从文常到中央美院讲课，他每次都抱一大堆文物资料、图片、照片等，自己花钱买来大包小包的绣片、古书，给学生讲解；他还给黄能馥改笔记，开书目，抽空带着他去逛古董店；又将黄能馥、吴光启带回历史博物馆看织、绣文物，给他们讲解。学校给沈从文发兼课费，黄给沈送去，沈不肯收，让黄帮他退回去。一次，新闻电影制片厂到中央美院拍摄报道留学生情况的片子，学校叫黄去请沈从文来参加拍摄，沈说：“我只是给吴光启讲了一些辅导课，不愿在电影上出头露面，还是不去的好。”

1959年底，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发了一笔奖金，沈将奖金退回，并在给馆长的信中说：“在馆中工作这一年，做事极少，且做得极不好，给我这份奖金，在馆中本出于好意，事实上可令我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错误，即很好了，不应当受奖。所以还给公家，少笔开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请你为设法处理一下，或捐献给公家，或补贴十分需要经济补助的同志。”

1961年，沈从文为高等美术院校工艺美术组编订的一系列教材拟定提纲和参考书目，参加审订工作，但到教材出版时，他却连校订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沈还为南京艺术学院陈之佛、罗叔子编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校阅、修订，并补充了三分之一的书稿，但出版时，出版社署名沈为校订人，沈依旧拒绝了。

文革期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松枝茂夫准备翻译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沈怕惹上麻烦，不敢回信。

1979年，荒芜在《文汇报》发表诗歌《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知道后，马上写信给荒芜说：“弟以为不发表好些，……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