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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弓走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同时又与匪盗暗通声气。后来他去晋阳投军，路遇原先不相识的土匪劫道，很快便达成谅解。反过来，土匪除赠他盘缠外，又找了10个小偷替他带路并相帮解决沿途食宿。这也是当时草莽凶徒在突入市镇打家劫舍前，常得偷儿类提供情报或接应指道的惯情反映。《水浒传》里描述史进在史家庄麦场边柳阴树下纳凉，见有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便喝问“莫不来相头脚（指帮助土匪踏勘地形）？”当是经验之谈。

草寇土痞同恶相济以外，从市井沦入草莽是不少流氓在犯下罪行后逃避官司追捕的重要动向。清季“名人”张国梁就是这么个典型。他原名张嘉祥，是广西贵县的一个恶棍，贩卖毒品，绑票勒赎，干了不少坏事。后被受害者告到官府，贵县县令杨曾惠出票拘拿他，即逃到贵县与横州交界的大岭一带，索性当起土匪来。

《新唐书·窦建德传》里也提供过一个类似的事例：隋朝大业年间，会邑偷羊贼孙安祖因案发被县令捕劾笞辱，怒而杀官，逃到窦建德家躲避，窦即指点其逃入“广袤数万里，葭乱阻奥，可以迷难”的高鸡泊中，从此昼伏夜行，掘古墓，劫旅客，做成个匪号叫“摸羊公”的强盗，而“摸羊公”三字又记录了他从偷羊到劫人的履历。

由流氓向匪盗的身份转换中，纠集成帮且配有武装的贩私团伙更具备一触即发、倏成气候的客观条件。如北宋末年李纲上《乞措置招捕虔州盐贼奏状》称，广东匪盗，分掠南雄、黄州、循州、梅州、惠州各地，“残破州县，杀害平民，皆是虔州诸县平时搬贩私盐之人”。南宋时真德秀《得圣语申省状》亦断言，“福建前此群盗，皆异时私贩之人”。读者可参见本书第三章中“结党横行贩私帮”一节。其实这类人在走私时的所作所为，已同匪盗行径略无二致了。

中国古代官方文书中的“匪盗”，一向把并非“职业性”常态的“反民”也包含在内，这种具有突发性的聚众造反行动，有不少属于农民起义性质。流氓往往成为这类行动的垫脚石或参与者的历史现象，也很引人注目。以隋末瓦岗寨中若干人物为例。如郭孝恪，原先生活在许州市井，连他父兄也斥其为“无赖”，德行可知。等到天下大乱后，“率少年数百附李密”。此“少年数百’的原先身份大抵是郭孝恪一路。又如徐世，修成“正果”后亦不讳言从小流氓到绿林再到接受招安当军官的复杂经历。他曾对人说：“我十二三岁时为无鞍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多贼，有不快意，则杀。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这是一份很有代表性的自述，也替专门研究匪盗史的在调查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来源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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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丐独尊　以帮“服”人（1）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到宝玉去宁国府看戏，无意间撞破贴身小厮茗烟与丫环万儿在小书房里的幽会。茗烟感激主人替他遮瞒，忙讨好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爷城外逛去，一会儿再回这里来。”宝玉道：“不好，看仔细花子拐了去……”

据专家释义，“花子”乃“叫化子”（即乞丐）的音讹，“仔细花子拐了去”，系指彼时流行城乡的叫化子拐带儿童的现象。连性好闲逛的宝二爷也引以为戒，可见其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之大！唯拐骗人口，向来是棍骗凶徒所为，何以形状可怜、靠人施舍为生的乞丐，也会操此伎俩呢？

这正是本篇的主题：古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个生成原因、行为特征、观念意识都与流氓相似的寄生性群体——丐帮。丐帮是一种职业性乞丐团伙，与因为遭逢凶荒而作临时性乞讨谋生的，或确系身缠疾病及老幼无依因而无法另觅生路的乞丐不同，他们所以会自甘沉沦到社会寄生人口的最底层，除却各自复杂的原因外，大抵以好逸恶劳的恶习及自轻自贱的品性为共同禀赋。在农村，虽然也有乞丐的踪迹，但自己也常赖米糠野菜对付饥荒的广大农村居民，能施舍给乞丐的余食少得可怜，所以真以乞讨为职业的，又都以市井为生存环境。这些方面，都与流氓群体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而在同类相与结伙、纠集成一种社会势力这一点上，则比流氓更具“规范性”，所以就生存能力而言，丐帮要比流氓团伙强得多。

乞丐自古就有，而丐帮的出现至少不迟于唐代。有关市井乞丐以偷抢拐骗等各式手段危害社会的文字记载到唐宋时已大量出现，乞丐中的部分通过结伙行动方式成为一种流氓变态，或径言流氓的，部分以丐帮的身份而存在，更是自唐宋起便逐渐凸显并流于普遍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