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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是这股纪念热潮中最值得留意的作品。在书店铺开的上百种有关毛泽东的作品中，它酷似红宝书的包装姿态鲜明。它的内容没有外观那样富有个性，但它的长度与易读性却比我所读到的所有关于毛泽东的记载更为有效地展现了他的一生，尽管作者对于这一伟大人物没有作出足够的价值判断。

毛泽东与周恩来（8）

没有隐而未宣的资料，没有刺激人心的阴谋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菲利普·肖特，这位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北京工作的ＢＢＣ资深记者在2004年的中文版前言中写道：一个外国人，要完成这样一本书，面临的问题比他的中国同行们要多得多。但作者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距离感也使这本书获得了其最重要的特色——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用普遍性的意义来衡量毛泽东。

这一点或许是西方描绘毛泽东的作品的普遍特色，却是中国的传记作品最为缺失的角度。放在一个更广的毛泽东与中国的研究范围内，菲利普·肖特的这本超过600页的著作，绝对没有史景迁薄薄的小册子《毛泽东》更为深刻，更缺乏60年代施拉姆这样的研究者的学院式洞察力，当然他也避免了60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将毛过分浪漫化与神秘化的倾向，在西方人写作的一连串的关于毛泽东的记述中，它相似于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他们都是典型的记者化作品，叙述生动、注重个性与历史画面的结合，外国人的角度使那些习以为常的材料焕发出生机。当然，令人尊敬的是，菲利普·肖特比他们写得都要长。

对于历史最有趣味的描述，绝非是将一切历史事件视作想当然的、必然发生的结论，而应采取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设想你处于与历史人物相似的境地，面临各种选择的诱惑，并最终作出带有偶然性的结论。毛泽东绝非那种天生的伟大领袖，在1911年时，他对于中国充满不成熟的憧憬，18岁的湖南青年设想的中央政府是孙中山成为总统，康有为是总理，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一直到1920年，他仍不是一名*主义者，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似乎都不一定由他领导，来自苏联的年轻“海龟派”王明、博古才前途无量。他始终未能赢得革命的中心莫斯科的信任，一直到1949年，斯大林都更倾向于蒋介石。而毛泽东对于美国的感情则在相当大时间内都如此炽热，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官方报纸对美国*的赞美达到了巅峰，在抗战胜利后，他与周恩来都如此想去美国会见杜鲁门；而在某一段时间内，他如此地讨厌教条主义，他厌恶别人将马列主义变成金科玉律；对于共产党仅仅通过三年战争就战败了国民党，他自己都觉得吃惊，他原以为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容易描述，因为资料更为充分，观点更为多元，而他的后半生尽管更富戏剧色彩，对此的记载却不得不千篇一律。与1949年前不同，私人的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公众生活，绝对的权力则使他的任何行动都被放大出来。也因此，人们对于他的私人生活作出了更多的猜测，渴望在其中发现更多的历史课本无法言说的秘密与谋略。在世界性的领袖中，没有比他的后半生更难把握的题材。由于对普遍性歌功颂德的不信任与遭受的苦难，知识分子在描述毛泽东的后半生时，往往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迈斯纳曾作出过著名的判断，即中国的主要工业能力、基础设施，都是毛时代所建立的，这一切都为*的改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已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但同时，它还提醒我们，我们仍处于一条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崎岖、漫长的追求现代中国的线索之中，这条线索由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与最富热情的心灵组成，他们可能犯下错误，但他们的指向却很少改变。

当一辆白色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们至今仍很难描述周恩来的去世所带来的全国性悲痛，更无法辨别成千上万拥挤在长安街两旁、在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