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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最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150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帝国的崩塌（3）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所遭遇的挫折与尝试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了亚洲腹地。而它的人口在心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的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　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伏尔泰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持续了超过1　000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极权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3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要知道不管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晋升之路被封闭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掉。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的屈辱，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显得脆弱不堪过，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力地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力量；而一支用变样的基督教统一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裕的长江领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

帝国的崩塌（4）

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1860年之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一个重新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黑暗岁月。一代新政治人物已经兴起，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与文详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