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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新政（2）

戍戌六君子的血迹已被八国联军带来的新灾难所覆盖，义和团运动标志着中国排斥外敌的最后一次悲壮努力，即使神仙相助，这些英勇的中国人最终还是发现他们的肉体抵挡不住马克沁机枪。慈禧太后所代表的清朝政府最后的信心也崩溃了，他们曾暗暗帮助拳民，期待他们可以教训一下洋人，却招致了逃离北京的颠沛流离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泰晤士报》记者乔治Ｅ·莫里循发现慈禧在1902年2月接见美国公使夫人时，“浑身颤抖，抽泣哽噎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这种内心骄傲的崩溃也同样笼罩在普通中国公众中，北京的一名原是义和团的车夫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耶稣与圣母玛丽亚。

慈禧太后在1901年狼狈地回到北京前就开始着手的改革，表明她代表的保守力量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而此刻已经咄咄逼人了几十年的列强也最终承认，中国庞大得不能被任何国家独占，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有利于他们更保险地获取利益，在这里开设银行、采矿、架铁路，接通4亿人的市场才是关键所在。几乎在所有方面，清政府在1901年~1911年10年新政中的措施都超越了百日维新，改革的触角伸到了军事、政治、商业、法制、教育等主要方面。1905年甚至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几乎是清政府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宣言。历史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中将之比作1861年的俄国废除农奴和1868年日本的废藩，它们标志着与旧制度的根本决裂。在接近1　500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一直是维系庞大的帝国运转的核心机制，它缔造了精英阶层，带来社会的流动，提供文化与道德上的价值信仰——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多年的关键。它的中断表明了这个体制的彻底运转失效，而人们也将很快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很快地替代它。罗兹曼相信20世纪中国所遭遇的机遇与挑战都与此有关：它让中国人在探索社会问题时大胆转向了外部世界，它致使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并带回了各种新观念与新力量；它割断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它既加速了中央官僚体系的*，又为未来的军阀割据提供了基础；它导致了地方资源的再分配，地方的领导者由那些曾经的中国绅士逐步蜕变成“劣绅”；它阻碍了社会流动，使城市与乡村间的界线被固定，社会的整合能力减弱了；它还引起了文化上的中断感……

不可避免的失败

以立宪为代表的清末改革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在那场变革失败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人对此仍兴致盎然并争论不休。变革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它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较量。如果变革发生在1898年，它拥有舆论的广泛支持，它的领导者中仍有李鸿章、张之洞等老一代与康梁这样的新一代精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也仍还弱小，它或许仍可能成功。到了1905年各种元素都已经改变了，领导新政的人，皆是曾经的保守派，变革是他们的权宜之计，并很快就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借口，伴随着慈禧与光绪在1908年的先后离去，变法几乎沦为了*裸的权力斗争，它在满人与汉人、中央与地方间残酷地进行着，张之洞在1909年的去世标志着那一代仍拥有传统道德力量与才华的高级官员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无能之辈彻底占据了官僚体系，保持与扩大个*力成了这个体系惟一的努力方向，新政日趋名存实亡。同时，社会变得更加动荡了，在1901~1911年间，各地发生的民变超过了1　300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其中又有抢米、抗税、兵变、农民起义这样的传统王朝溃败前的混乱，又有*、工人*、冲击洋人教会这样的新事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脆弱的新政（3）

像很多失败的改革一样，这些三心二意的末世改革者幻想挽救自己，却激发了更多的矛盾，塑造了更强大的敌对力量。在一种衰败的制度中，被强行植入的新事物，往往不会使*获得新生，而是迅速沦落。新政一连串的举措到了具体执行时，早已走形得不成样子，它们不过为官僚体系的*提供了新的借口。一位民间的知识分子在1910年时说，新政不仅没有自救，反而已明显加速了混乱，“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事端”。历史学家陈旭麓后来总结说：“新政增加了捐税，因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对立面；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学生，因而造就了成批的反封建斗士；新军淘汰了绿营练勇，结果却铸成了把枪口指向王朝的武装力量。”

新力量的崛起

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