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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蒋介石（2）

第一个大总统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毛泽东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Q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就像列宁通过瑞士的报纸才知道1917年3月俄国的起义，孙中山彼时正在科罗拉多丹佛市继续为革命做着募捐活动。美国舆论对他持有怀疑，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社论称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报纸认定：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直到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赶火车去堪萨斯城前用早餐时，才在一份当地报纸上知道这一事件。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描述中，孙中山意识到新政府的命运很可能由列强决定。他火速赶往华盛顿而非中国，在被当时的国务卿诺克斯回绝私下会见时，他又前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只给出了“中立”的信号，接下来，他在法国总统克里蒙梭那里也毫无收获。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将孙视作“流亡分子”，在他们眼中，“孙大炮”的绰号暗示了他蕴涵的破坏性与不稳定性，而非中国人欢迎的革命精神。

在1917年4月8日的苏黎士车站上，列宁的朋友、后来的苏联*长Anatoli　Lunacharsky记录下这位流亡领袖所说的话：“终于，终于，我将抵达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为它做准备，我准备整整一个政党，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是不完整的。”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各种势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孙中山与蒋介石（3）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毛泽东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当时7岁，他当时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不断革命

孙中山的总统任期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不仅丧失了职位，还必须承认“袁世凯是当今惟一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接着，他最得力的助手宋教仁被暗杀，依靠议会制而再造中国的努力失败。他发动了二次、三次革命，以对抗袁世凯的复辟企图，在紧接而来的流亡生涯中，他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