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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吃也吃够了，罪也受够了。我们一下子要了五六斤，而且专吃这一道菜。饭馆的人很厚道，并不只是以盈利为目的，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似乎都是忠厚老实的。他们提醒我们别吃这么多，人会受不了的。可我们不听，神气十足：“我们就是来解馋的，非吃个够才罢休。”无奈，他们只好满足我们的要求。结果，到了晚上，一个个肚子被烧得在床上直翻腾。 1957年12月，还因毛主席“一时兴起”，发生过一起几近泄密的事件。我们从北京飞上海，再熟悉不过的航线，但机组丝毫不敢松懈，紧张的情绪随着航线的缩短才逐渐减轻。飞机接近古城南京，大家稍稍松了口气，因为从南京到上海“就是闭一只眼也能飞到”。可在这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却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 “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室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室开会。” 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就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室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一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还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地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地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的行为，我想自有他的道理。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在10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有近似于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是由他在几十年领导革命的斗争中神机妙算一贯正确的指挥赢得的。  
雅加达惊魂（1）
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 “一定要飞出去……”这是周恩来总理对民航同志的指示，也是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殷切期望。一个国家航空事业的兴衰，标志着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落后。解放初期，百业待兴，我们的翅膀无力飞出国门。周恩来总理出国，只能租用巴基斯坦、印度、荷兰等国家的飞机，坐在人家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是否感觉腰板难以挺直？走下飞机舷梯，把手伸向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脚步是否感觉不太坚实有力？所以，1965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坐在租用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在去罗马尼亚的途中，对陪同的民航总局领导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专机飞出国门是在1965年以前，但那只是短距离的出入周边几个国家，而且是以军航为主。我们的飞机喷上民用飞机的国徽，飞行员穿上民航制服，摇身一变便成为民航专机了。但也能被内行人识破。有回人家就问我：“你们是军航的吧？”我诧异地反问：“凭什么呢？”他说：“从握手的力度上就能感觉出来，再说你们军人总是腰板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哪儿一站都是立正姿势。” 在国外执行专机任务对于机组是个新课题，虽然从操作技术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一杆两舵，但语言沟通，机场条件，资料来源，还有似乎不沾边的风俗习惯等的复杂多变，都给飞行带来不小的难度。尤其是在保证飞行安全上，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颗心总是悬着。 首先，一个简单而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