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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爸爸和我也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一九八三年的春节，送到我家写春联的红纸越来越少。街上开始有各种春联印刷品，已经流行的“福”字也有了各种字体，这是文化工业在乡村的最初迹象。需要写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墙上也不再需要写各种标语，商业的广告品也是印刷品，随意张贴在墙头。而算盘开始被计算器代替。“手艺活”几乎从乡村的文化中消失了。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两年，虽然写对联少了，但我还每年帮村委会写一副贴在村礼堂门前的春联，要用六张红纸写成。到了一九八五年，我不用再写了，给村委会看门的老通信员死了，村委会也不需要人看了。写春联的事没有人管了。乡亲们也不再找人写春联，都从镇上买回印刷好的春联张帖。

我给这个村庄最后的“题字”，是为我的母校写了校名。镇上管文教的领导多次邀我写校名，我都婉谢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这事，有一天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学校大门重建，等我的字做设计。我推辞不掉，就提出写归写，但不署名。双方就这样妥协了。这年的春节，我回到村上，看见了自己的字，站在门前，想起童年、少年读书的时光，竟然觉得自己和村庄都老了。学校的门前也一样有几处草堆子，而现在草堆子更多了，学校也无了声息。我们这个村庄的孩子，在这个世纪初到邻村的中心小学读书了。据说是因为村上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而邻村又和好几个村子都在公路边，交通方便，镇政府便在那儿设了中心小学。此事曾在村上引起哗然，在外工作的人也干预过此事，提出应当把中心小学设在我们村，因为从解放以来，我们这个村就是东半部的教育中心，几十年都有小学、初中，一段时间还有过高中。最终，村上的孩子还是跑到外面读书了。我回去的时候，听到感叹：这个村没有地位了。父亲是在村上的小学撤除之前退休的，比他年轻的那些同事现在差不多也都退休了。一个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缺少了灵魂什么的。我的那几个字挂在校门的墙上，孤孤单单。它们仿佛如我站在那儿，追忆着往昔的韶光。

。　想看书来

眺望与想象（1）

回故乡的路越来越方便、通畅了，几乎是高速公路。不用过长江轮渡，长江水可望不可及。往盐城方向，到了姜堰的溱潼镇，再下高速转往乡村公路，时堰镇就在不远处，莫庄村就在不远处。汽车越过一大片湿地，乡村景象已经被收拾整理过，田野成了休闲场合的布景。但它潮湿和青涩的气息，仍然是我少年时的呼吸。特别是清明时节，遍地菜花，灿烂得遮蔽了少年时曾经的贫困底色。我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才有田园牧歌的感觉，或远或近的诗意在我身边飘荡又转瞬即逝。那个村庄就在前面，我从这条路过去，到了那儿即便不是转身返回，但也只是个客人。

在远离故乡的城市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眺望那个村子——我明白这已经不可能。如果还有这么个地方，那也只在自己内心。内心，有时而不是经常，可能会筑起一个高坡，高坡上长着一棵树，楝树。我爬到了树上，楝树果顺着我的裤管七零八落。这是仲秋的季节，村庄清晰地卧在纯净的天空下，稻子快要收割上场了。还有小镇上喧闹的石板街，我初恋的同学又突然出现在街上，我们擦肩而过。

*年夏天的傍晚，我抱着女儿站在庄前的水码头上，我没看到村中的一个少年像我和我的同伴当年那样，从码头下水，然后舒展自己的身躯，仰在水面，望天空漂过。每一代少年都有自己的游戏方式，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我结束了和这条河的亲密关系。在这个夏天，我还时常从北岸泅到南岸。夏天过后，我工作了，再也很少会在夏天回到村庄。村庄通了自来水，河流开始与我们的喉咙没有直接关系。现在的孩子，也不像我们那时野性了。我沉浸在小河里，但我看不到有人从桥上跳到河里。而我自己也没有少年时的胆量了。

我有些感伤，小学时代酷暑中的无数个下午难道是乡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吗？水泥桥板烫得像烙铁，我和几个同学*了衣服在庄前的大桥上猛地往河里一跳。这是我对夏天最热烈的呼应和最强烈的反抗。我们在夏天与夏天呼应、对抗和妥协。比起很难有机会洗澡的冬天，我们欢呼夏天的到来，身体的舒展也告诉我们夏天是个生长的季节。我们等待秧苗茁壮，等待秧苗栽插，等待稻子扬花抽穗。只有炎热的夏天，瓜果才会熟得发甜，只有夏天，才有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而且我希望我就是它们。只有在雷鸣电闪风雨大作时，我才觉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