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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大雪覆盖了江南。学校提前放假了，我和几个学生会干部还在办公室忙着和低年级的同学开会，他们在我们实习期间，临时负责学生会工作。散会后，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望着窗外被大雪压弯了枝头的腊梅树，苍茫

感弥散在我身上，我已经面临毕业分配的选择。就在这个暑假开学后不久，学校开始第一次尝试保送免试硕士研究生。我具备基本条件，有申请保送的想法。那天在操场上看系运动员训练时，分管学生工作的系领导把我叫到边上说：“你有条件保送，但我们考虑需要有又红又专的人来做学生思想工作，我们有这样的考虑。”我愣了一下，理解领导的意思是考虑我毕业后留校做学生辅导员工作。而当时的兴趣已经开始向学术方向靠拢，但领导这样说了，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服从组织安排。于是我诚恳地说：“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安排。”而这样一个选择，预设了我以后多年的矛盾，长期处于行政与学术的冲突之中，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在党务工作之余的学术研究被一些人视为不务正业。当一九八五年即将到来时，毕业分配的问题越来越靠近，政策也越来越明朗。涉及到我的困难在于，当时是分配而不是就业，毕业后是依据政策规定分配到某个岗位，其中的一条政策是徐州淮阴盐城连云港地区的毕业生必须回原籍工作，而我是盐城籍学生。直到临近毕业的五月，我的去向始终没有结果。我没有去找领导，而领导特别是我后来师从多年的范培松教授也正为此事伤透脑筋。我开始整理东西，做好托运的准备。这时，我父亲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诫我不要给系领导添麻烦，回来也是一样工作。父亲特别说，如果确定不能留校，你一定要以好的表现和心情离开学校。父亲的这封信让我觉得一个普通人的伟大，我一直把这封信保留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到了六月，领导找我谈话，说学校已经给省教育厅打报告，要求特批你留校，但结果无法确定，你要有两种打算。

昔我往矣（6）

我当时只有一种打算，准备回去教书，各种传来的消息似乎都告知我留校不可能。那段时间是我在大学最平静的日子，我当年进这所学校就很不情愿，如果留校，对我其实也是个讽刺。但以当时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我因为优秀而成为留校的对象。我记得在春天到来时，县里的领导到学校来开座谈会，欢迎我们回乡工作。带队的领导单独找我谈心，说，你如果回去工作，可以安排你担任团县委书记。这个岗位需要人。但也就在这期间，我自己的心思已经转向学术一途，我希望有机会读书做学术。但县委领导的谈话，对我也不是没有诱惑力。我找到学校领导，汇报了县领导的谈话内容，校领导说：你不能随便答应，学校对你的工作有考虑。我明白了领导的意思。当现在我已经做好回去的准备时，倒也没有后悔当初未答应县领导的好意。我想得多的是，回去以后还是要报考硕士研究生。这样，我开始到书店买外语和政治复习资料。

这样的情形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无法想象的事情。我最终留校，但考研的想法又越来越强，在学术与行政之间选择的困难，几乎持续了二十年，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无法想象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我们已经不同，如何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开始出现许多问题，大学的政工系统如何建设也已经出现许多新的情况。需要不需要专职学生工作队伍，一时成为焦点问题。那些年，青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发生微妙变化，出国留学、从事专业教学研究对青年人中的多数更具吸引力。于是，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就出现了学生政工队伍不稳定的现象，而在一些重点大学，则改专职为兼职。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形，有些同事则希望通过做学生政工成为学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而此后的一段时间，大学的逐渐行政化、官僚化也为这些同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一直给本科生上课，系里也希望我转为专业教师，兼做学生思想工作，报告打上去了，学校说不行，如果同意转，会影响学校政工队伍的稳定。我为此沮丧很久。既然不能转为专职教师，我想先在职读硕士学位吧。我又提出申请，学校还是不同意。我直接跑到校领导那儿去争取了。这位我熟悉和尊敬的领导说，你的这些想法都可以理解。但学校留你不容易，要转岗你是第一个，要考研你是第一个。你在政工队伍中是有影响的，如果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