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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小的学习生活到我上四年级时结束了，我家举家搬到了南京。从那时起，我的童年逐渐变得灰暗。就从我那一届开始，小学实行六年制。我哥比我早一年上学，他五年级就毕业了，到我这儿就变成要上六年了。

3、看星星斗蛐蛐夹竹桃做伴

小时候，我常去江边玩儿，捡鹅卵石往水里打水漂。也经常在山坡上想着法子把野草打个结，小朋友各拿一头，看谁能拽得过谁。等到漫山遍野的夹竹桃开花了，我们就满山跑。夹竹桃属于灌木，川渝一带特别多，不开花的时候很难看，一开花就是大朵大朵的，粉红色、大红色，一开一片山，到处可见其绚烂。直到现在，我看到夹竹桃开花仍然觉得特别亲切。

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的童年还算是很有些意境的。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的孩子，他们的童年很无趣。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片敞亮的天空可以让他们仰望蓝天白云，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望着满天星斗发呆。没有蛐蛐儿的叫声，也没有野花的摇曳，没有白天突然从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也没有夜晚在草丛中飞舞的萤火虫，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感受过听见小巷深处传来叫卖声的兴奋。现在的孩子已经远离了大自然的环境，他们的生活里，只有奥特曼、变形金刚、超人、蝙蝠侠和蓝精灵这些已经不具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价值的东西了。

不过，小时候的我是盼着城市快快变化起来的。隔江而望，对面有个水泥厂，厂里的两个烟囱成天冒着浓浓的白烟。这在今天看来是面目可憎的东西，但是在我小时候，我由衷地觉得那是发达、繁华的象征—大工厂、大烟囱，只有城里才有，农村没有。

第三章我的外婆（一）

在重庆的童年岁月我完全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爷爷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电视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妈妈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个高干招待所工作，后来到一所离家很远的外国语学校工作了，一周回家一次。外婆在重庆日报社上班。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调到西安电视台和爸爸团聚去了，我就被彻底丢给了外公外婆。

1、好强漂亮的外婆

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妇女，只有初小文化。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搞妇女解放运动，街道的妇女主任说妇女现在都要工作，不能当家庭妇女，于是外婆就响应号召去工作了。当时的新华日报社就在外婆住的那条街上，于是外婆就去了当时的新华日报社。后来新华日报社迁到南京，重庆原来的报社成了重庆日报社，外婆就在那里，一直干到了退休，现在是重庆日报社还健在的员工中资历最老的。

外婆和外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忠厚老实、勤勤恳恳地生活了一辈子，左邻右舍的关系都特别好，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都知道他们。直到前些年，重庆日报社分福利房都还有我外婆的指标。早先根据工龄，外婆买了报社的一套二手福利房，我回重庆时看过，有一百零几平方米。外婆让我猜猜这套房子要多少钱，我说：“哎哟，您工龄那么长，估计十万八万吧？”外婆无比骄傲地告诉我：“一万！”

我得说重庆日报社是个独树一帜神奇的单位，福利和人际关系温暖得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能存在的事情。比如“顶职”，爸爸退休了，儿子进报社，有的儿子、儿媳都进去了，一家人好几口子都在报社工作的比比皆是。我有很多小学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重庆日报社的。用我妈的话说，重庆日报社有点儿氏族公社的意思。

早些年国企都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的温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也还算正常。上次回重庆见到那些从小一起玩儿的小伙伴，他们现在都已是中年，很多已经是报社的中层领导干部了。其中有一个姓白的哥们儿，现在是报社车队的副队长，他在酒桌上喝得有点儿高了，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没得啥子说的，下回儿你再回来，我派凯斯鲍尔去接你！”我震惊了：“我回来就一个人，用不着大客车吧？”他又喝下一杯之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哎呀，车子大点儿，里头空气好点儿嘛！”瞧瞧，什么是感情！

重庆日报社的福利特别好，什么东西都发，包括房子。报社有点儿钱就盖房子，福利房制度延续了很多年。分福利房是要论资排辈的，外婆的工龄比总编的都长很多，虽然没有行政职务、没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