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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过度建设实在太多，那种热度根本就不可能持续；另外，当人们突然变得悲观时，泡沫也会破灭。悲观情绪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一悲观，事情也就真的变得糟糕起来。而事情越糟糕，人们也就越悲观。我认为其他亚洲国家便是如此，它们都被传染上了。泰国使人们联想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泡沫于是也就破灭了，最终大家全都陷入了危机。

记者问：亚洲危机标志着亚洲奇迹的终结吗？您认为亚洲国家什么时候能从危机中复苏？

克鲁格曼：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许多错误，我现在自己都有点糊涂了，不过别人也不比我强多少。我想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不会再谈论什么奇迹。我现在打个比方，在我看来，今天的亚洲有点像债务危机高峰刚刚过去的1984年的拉丁美洲，它离完全脱离危机还有5年。这是我的对比，但这种对比也有可能是错的，我们都作过许多错误的预测。我现在的看法是，会有复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大规模的复苏。有可能在10年或15年之后，我们会再提起亚洲奇迹，但不是现在。

记者问：您推广了一种观点，即亚洲的增长模式是投资型的，而不是生产率型的。您是否认为亚洲国家将来应该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

克鲁格曼：我不清楚究竟谁知道如何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将来的投资大概会减少很多，所以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但我当时谈的不是从政策角度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而是如何解释亚洲的增长及为何我认为亚洲的增长将会减缓。提高生产率十分不易，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高生产率，整个世界会比现在富裕得多。

记者问：一般来说，提高生产率的诀窍何在？

克鲁格曼：我认为充分的竞争、创业精神，以及鼓励创新的、灵活的资本市场会起作用。

在记者问及中国的金融及外汇制度时，克鲁格曼仍然是那么地胸有成竹。

记者问：中国经济是亚洲危机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包括目前的资本监管制度和银行体系？

克鲁格曼：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金融上一团糟——差不多完全破产的银行体系，严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账。多亏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使金融稳定得到了保障，也从而使中国幸免于危机。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会阻碍商业的繁荣，而且会招致*。但中国幸亏没有两年前就允许自由兑换货币。中国需要一步一步来，中国首先需要清理整顿国内的金融体系，然后才有可能允许其货币自由兑换。谢天谢地，这次危机前中国没有允许货币自由兑换。很多人曾建议中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制度，但中国没有这么干。我认为，中国的官员们有些赞同这种说法，如果亚洲经济危机迟两年发生，中国可能就卷进去了。

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摆脱通货紧缩，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凯恩斯式的问题——消费不足，尽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一样危险。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和经济改革，在没有经济衰退时效果应当不错。但在确保高需求的同时，应当同时着手于解决产业结构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有效地刺激国内的需求。克鲁格曼那极富预见性的话，至今让人听来仍然回味无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7）

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取消资本控制之后，中国应在实行浮动汇率的同时，采取措施控制资本流入以避免过高的外汇债务……我认为人民币不应当贬值……中国应加大货币发行量，同时进行持续的财政刺激，竭力刺激需求……

药方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十年前说出这样的话，堪称精辟，尤其是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不一定那么了解。但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却非常深刻，在他2008年出版的新书《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这两种方向的发展却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