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1/4 页)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和转换机制的提问，萨缪尔森也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大型国营企业非常缺乏效率。一旦过渡到市场经济，我不认为大型国营企业能起什么作用。我想中国最好是从经济的最底层开始，实行市场调节。事实上，中国已在那个方面开展工作，让农民和手工工人自由买卖、自由生产……中国的大工厂如果想有什么作用的话，最终还得租给许多小的制造企业。中国可能朝那个方向进行试验。反对自由市场的官僚应受到惩罚，帮助小的生产者得到原料和机器的官僚应得到酬谢。在美国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创立企业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我靠我自己，赚钱我活下去；如果我是没有效益的生产者或者生产没有人要的产品，我就垮掉……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国顺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1）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先生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时，针对国内国际学术界和传媒界使用最多的“中国的崛起”这一说法表示异议，他认为把中国的经济定义为“再崛起”更加准确。因为直到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曾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如果仅仅以工业产出在全世界工业产出中所占的分量来比较，1860年代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而当时美国只占。也就是说，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是经济上的强大，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方面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但近二百年以来，中国却大大落后于世界，特别是从1950年代到“*”后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经济的不到5％。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再崛起，还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诸如：严重依赖外来技术，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以及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力度造成的。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最后主要体现在国家银行的坏账率上。现在国际上对中国银行坏账率的最低估计是45％，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世界主要经济中间坏账率最高的。此外，在1990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平均7％的速度递增，而中国自己石油开采量大概只能用14年。而这些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连在一起的。按照中国行业内的测算，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几乎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和加拿大的3倍。①　（）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又表现为那么严重的低效性，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素质”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所以你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上，能够读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完全不同的推测和预言。而且，即便是纯粹从“数量”尺度上比较地看，中国经济增长幅度也不是那么的令人陶醉——任何增长值被人口一除，就显出中国社会财富的薄弱基础。②　（）但中国却显露了西方往往忽视的两面性：是个富国，又是个穷国；是个强国，又是个弱国。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200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400美元，是美国的1/3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世界185个国家和地区中仍然排在第118位。如果按照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绝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比如，按2005年中国人均GDP1400美元和年均8％增长率，来比较美国同年的GDP人均40000美元和2％增长率，2005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38600美元；2006年中国为1512美元，美国为40800美元，即2006年人均国民收入中国与美国的绝对差距比2005年的差距扩大了688美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在题目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的演讲中谈到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观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特殊，无论是法治指标、*感受指标，还是基尼系数都不算最差的；中国经济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