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1/4 页)

耕地；必须孩子也没工作，如果孩子在十八岁以上具备了劳动能力就要以有工作看待；家里的家用电器不能有太多，至少不能有空调和冰箱，否则就超出了可以领最低保障金的范围。父亲负责这些钱的发放，事实上他在按照要求执行的过程中，大致相符就可以了，因为真正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没等最低保障金拿到手，就像阿富汗难民那样饿死了。从父亲口中，得知还有那么多比我还惨的人近在眼前，我就没那么痛苦了。

还有一件能够令人快乐起来的事，就是帮母亲做饭。我下厨比写作要有天赋，把生的食物通过搭配组合，再经过煎炒烹炸就成了一道味道鲜美的菜肴……我最擅长的菜是水煮鱼片：把一条活鱼杀好，弄干净，然后用锋利的刀片成片，再把油热好，先放进白菜炒熟，盛出来；再把鱼片倒在锅里，用水煮熟，再把鱼片倒在白菜上，最后，也就是最关键的一部，就是在锅里放两勺油，把麻椒、干辣椒和一些作料一起倒进滚烫的油里，用这些油浇到鱼片上。如果这只鱼有灵魂的话，它这时候一定很痛苦，我把痛苦转移到比我低级的动物身上了。

以上两种办法对暂时摆脱痛苦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很快就没什么作用了。父亲厂里的下岗工人为了能拿到最低保障金，拿着伪劣饮料来送礼，他走后我从包装艳俗的纸箱子里取出一瓶，刚喝一口，马上就吐了，看来贫穷丝毫也锻炼不出人们美好的品德，相反，只能让性格更加狡诈。

偶尔做做饭还可以，但实在是太麻烦了，就拿做水煮鱼片来说，要经过那么多繁杂的工序，有一次我险些把手指头剁下来，伤口愈合后也影响了我对麻将花色的敏感程度。

经验告诉我，要想解决痛苦，还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女人。这种时候，新鲜的女人可以像一剂杜冷丁，即使是癌症晚期的人，也能暂时从痛苦中解脱。

女人，县城里的女人。

马小刚倒是经常在和我喝酒的时候提议去嫖娼。我犹豫再三还是没能破这个戒。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拉不开脸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县城里的妓女档次实在太低了，成员以临近县的少女为主，也包括一部分本地年轻的下岗职工，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姿色，也没有卖煎饼果子、炸油条的谋生技能，只得用自己带着汗臭味的身体去蹭来一点点铜臭。她们的价钱实在便宜，马小刚说有个什么乡，那里找一个妓女只需二十块钱，这么低廉的价格让那个乡闻名遐迩，大有经济腾飞之趋势。可不知道为了什么，马小刚兴高采烈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想起那个下岗职工送的饮料，一阵阵泛着恶心。

尽管县城没有泉水，可我的七十二泉计划还要继续实施，我决定在县城干涸的土地上打几个泉眼。正好邮局发行了一套七十二泉的邮票，我买来放在枕边，努力地回忆着以前那些女人的名字，把每个名字写到一张邮票背面，有四五个，我怎么也想不起名字来了，好像是姓杨还是姓李？姓马还是姓牛？我也记不清楚她们的模样，那些人在我记忆中简直一塌糊涂。

记忆是最靠不住的东西，信赖记忆的人终会遭到它的捉弄。

电视机里每天都在放着各个地方的春节晚会，主持人一再说“辞旧迎新”，这是句实话，我已经辞了旧，再不迎新，就把自己荒废了。

这一天，我看到县电视台也办了一台春节晚会，主持人是个女的，在屏幕上看起来大约有三十来岁。在县电视台上镜和在严卫东过去在的省电视台上镜不同，同样是在屏幕上显得有三十来岁的人，如果是在省台，真实年龄可能是四十来岁；但如果是县台，可能仅仅二十出头，这是当代中国电视的魅力之一。县台晚会上的这名女主持人，通过糟糕的化妆、低劣的摄影和简陋的灯光，五官被表现得非常浑浊，看不出具体好坏来；不过身材在屏幕上还是相当不错，曲线流畅优美，并且普通话说的还过得去，完全没有我们这里的口音，基本算是纯正流利了。她主持的这台晚会，节目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县台所有的晚会演员阵容几乎都只有这几个人：两个唱民歌的是过去县剧团的老生，嗓子都还不错，有时候还会拿把二胡给自己伴奏，就算一些比较高的声部也能红着脸喊上去，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两位唱歌的时候表情还如当初唱戏一样夸张，肌肉痉挛、眉毛飞舞，眼睛里时常噙着泪，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控诉旧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两个唱通俗的在县里一个最大的酒店上班，每天中午都在这家酒店一展歌喉，给食客助兴，歌喉展毕，就下台给食客端盘子上菜；还有几个跳舞的女孩是从地区艺校请来的，只要县里哪家商场搞促销活动，她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