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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西班牙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废除奴隶制，加速了王公贵族们的衰落，而乌尔比诺医生正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名门望族静静地呆在他们撤去防卫的宫殿和城堡里，深居简出。在一度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海盗突袭登陆的用石块砌的城墙上，杂草沿着墙头爬了下来，在石灰粘缝的墙上打开裂缝，哪怕它是本市最豪华的府邸。下午两点钟，这些府邸唯一有生气的标志就是在午休的昏暗时刻传出无精打采的练琴声。里面，在充满香气的凉爽的卧室里，女人们躲避阳光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在做早弥撒的时候，她们也用毛巾蒙着脸。她们的爱情来得又迟缓又艰难，而且往往被不祥的预兆扰乱，生命在她们看来是无尽头的。傍晚时分，在交通拥挤的时刻，黑压压的长脚坟子从沼泽地里飞起来，好像一团团乌云，追赶着路上的行人。同时，难闻的人粪尿味也从那儿涌来，热乎乎地扑到人脸上，扰得他们心烦意乱，确信那是死神送来的信息。

年轻的乌尔比诺在令人忧郁的巴黎常常怀念的那座殖民城市的生活，此刻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一场幻梦。在十八世纪，它的贸易在加勒比海地区是最繁荣的，尤其是由于它的令人诅咒的非人的特权——这里是美洲最大的黑奴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传统驻晔之地。总督们喜欢呆在那儿，面向世上的大洋进行统治，而不愿意住在遥远寒冷的首都，生怕首都连绵不断的毛毛雨打乱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满载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的巨大财富往来于美洲和西班牙的大船队，一年几度要在这里的港口汇集，那是这个城市最荣耀的黄金时代。一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圣约瑟大帆船载着时价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起航，开往加的斯，刚出港口就被一支英国舰队击沉，直到漫长的两个世纪以后还没有打捞上来。那批躺在海底珊瑚间的财富和斜着身子漂在指挥台上的船长的尸体，经常被历史学家们作为那座被淹没在记忆中的城市的象征提及。

乌尔比诺医生的家坐落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那是一幢旧式房子，一座宽大凉爽的平房，室外平台上建有陶立克式的柱廊，从平台可以看到散发着瘴气、布满遇难船只残骸的水塘。从门口到厨房，地板上都铺着黑白相间的方格瓷砖。不止一次，这一建筑都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别出心裁，而忘记了那是本世纪初叶，建筑那个暴发户住宅区的加泰隆尼亚建筑师们的共同弱点。宽敞的客厅象家中所有的房间一样，天花板很高，临街有六扇落地窗。客厅有一扇巨大的石色古香的玻璃门和饭厅隔开，上面雕着茂密的葡萄藤和一串串的葡萄，还有金色的林中牧神和受他的芦笛诱引的姑娘。客厅里的家具，包括活哨兵似的壁钟在内，都是清一色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苏雷斯的各式花瓶和异教的石膏情人小雕像处处可见。但是，那种欧洲家具在家里的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在别的房间里，既摆着藤制扶手软椅，也有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靠背椅。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圣·哈辛托的豪华帆布躺椅。躺椅上用丝线以哥特文字绣着主人的名字，四周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的一旁有一块地方，原来是用来举行盛大宴会的，后来成了小音乐厅，每当出色的演奏者来到本市时，主人便邀亲朋好友来开音乐会。花瓷砖地面上铺着从巴黎万国博览会上买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使环境更为幽静。近处摆着整整齐齐的唱片架，放着一台时新的电唱机。在房间的一角，有一架用马尼拉大披巾盖着的钢琴，乌尔比诺医生已有多年不弹琴了。这个家里，到处可以看出一个务实的女人的精明和操劳。

然而，最庄严肃穆的地方要算书房了。它可谓乌尔比诺医生在进入老年以前的圣殿。那里，在他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皮革安乐椅四周，镶满一道道上过釉的搁板，把墙壁甚至窗户都遮得严严实实。搁板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三千册书，全部用小牛皮精装，书脊烫金。其它房间都充满港口的喧闹和污浊空气，书房恰恰相反，它有着修道院的宁静和芬芳。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是在加勒比海海边诞生和长大的，那儿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打开门窗可以引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空气。所以起初他们关在那座书房里感到呼吸局促。但是，最后他们终于相信了罗马人对付炎热的好办法，就是在闷热的八月，白天把门窗全部关闭，不让街上的热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