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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第2期《读书》上，刊登了王蒙写的《我心目中的丁玲》。讲到那篇文章，牛汉说：他讲话不留情面。其实他不了解老太太，也不可能理解。王蒙的思维定式是共产党，因为　他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他很聪明，但他的文章里卖弄的东西太多。真正大作家的作品，应该像大江大河一样，是平凡、平稳、自然的，而不是卖弄的作品。王蒙很懂得政治，丁　玲就不大懂。政治这个东西不能懂，真懂了就坏了。

讲到办《中国》，牛汉说，《中国》当时真是想要搞成五湖四海，我们发了遇罗锦的文章，还向刘晓庆约稿，我还去找张辛欣，她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我们想要调她来，她说　已经找到工作了。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是从《中国》出的名，像残雪、格非、海男、刘恒、陶正、徐星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题目是我改的。刊物校对用的是《新文学史料　》的校对班子，一个错字也没有，而《中国作家》错字很多。

丁玲请青年作家来吃饭，吃完饭他们说：我们去冯牧家。冯牧当然比丁玲有实权了。

艾青早就看透了舒群，所以他坚决不肯当编委。我到他家里去做他的工作，他说：丁玲和舒群在一起不会有好下场。刘绍棠开始很积极，后来他的一部长篇没有用。那篇稿子开始是杨桂欣看的，重复的东西太多，刘绍棠就对杨桂欣有看法。　编委会里边的人很杂，丁玲原来的想法是要搞五湖四海，体现大团结，但因为编委的思想不统一，所以一开会就闹矛盾。秦兆阳对我说，以后别开编委会了，意见不统一，刊物没　法编了。

8。　牛汉谈丁玲与《中国》（2）

丁玲死后，作协想让邓友梅来当头，他不敢。我去找邵燕祥，他不肯，对丁玲有看法。唐达成找我谈话说，你到作协来办《中国》，门走错了，现在你回过头来好不好。最后唐达　成、鲍昌、束沛德几个人一起找我们谈话，我对他们说，你们“卑鄙无耻”！后来香港的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停刊的前前后后》，上海《艺术报》转载了，我在东　单的邮局买到一份。作协把这件事写报告，上报到中直机关党委，说我们把《中国》停刊的事情捅到国外去了，古鉴兹写的简报。中直机关党委通报了此事，要处理。最后中直党　委讨论时只有两个人不同意，一个是王兆国，一个是陈云的秘书王玉清。

2008年7月，牛汉出版了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谈到《中国》，他说：“《中国》对我来说，更有魅力，也是更能发挥我的长处的新刊物。”“丁玲生前对我说过，我老了　，等我死了，刊物更不好办了。”“中国作协系统的刊物每个月有编辑月会。1986年下半年《中国》停刊前，我代表《中国》去参加。‘牛汉哪，你走错门了。’唐达成对我说。　我说，‘我没错。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知道，唐达成的意思是我不要走丁玲那个门。”

谈到丁玲时，牛汉说：“她太深广了”，“丁玲比较复杂，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王蒙写过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左’的话，为什么同意让一帮年轻人负责　编《中国》？”“丁玲没有官架子，从来不板着面孔说话。”“我对丁玲很尊敬，把她当长辈，也感到很亲近，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感觉。大家都叫她丁老太。”“1985年冬天，《　中国》开过一次编辑会，改成月刊。丁玲意识到了，她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者改变领导。《中国》内部也很复杂。丁玲很谨慎，办刊物，很认真。她知道难，但我　了却了她的心愿，没有背叛她。”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

1986年10月16日，中国作协党组做出《关于调整〈中国〉文学月刊社的决定》，内容有四条：“一、《中国》创刊一年多来，为繁荣文学事业做了一些工作，但根据当前文学工作　的发展和作协各个刊物的布局需要，决定将《中国》划归作家出版社，保留其刊名，由月刊改为季刊，以发表长篇小说为主。二、该刊领导机构要相应地做出调整。编辑部人员根　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做出妥善安排。三、有关《中国》文学社的资产、财物均统一交作协办公室处理。四、希望《中国》编辑部同志继续办好今年的刊物，并共同做好其它善后　工作。”

牛汉说：“丁玲尸骨未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