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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夏熊找他谈，第二步由我谈，第三步舒群同志谈，第四步陈明、丁玲同志谈。每一步要拉开一　点距离。

陈明当天日记说：“一致同意要做到仁至义尽，不要分手。”

第二天晚上，牛汉和夏熊去邀请刘绍棠来参加编辑部碰头会。

第三天，编辑部开会，刘绍棠还是没有来。牛汉在会上介绍了他和冯夏熊去刘绍棠家的情况。他说，昨天晚上7点半以后去的，刘绍棠家里有客人，高朋满座。我们开门见山，邀请　他今天来开会。他明确表示不来，主要有几个意见：第一，认为老太太的创作思想和他不同，老太太落伍了，不了解现在作家写作的变化，他自己的创作路子是对头的，老太太否　定他的作品是不对的。第二，今后请老太太在工作上管“虚”一些，小说稿子由他发，他有决定权。他说他参加《中国》，就是为了有个阵地发作品，自己搞民族的文学几十年了　，是成熟的作家，副主编连自己的作品都不能发，他接受不了。他说小说的某些词句可以改动，他就是要写这样一个人物。他的作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表。冯牧通过从维熙告诉　他，北京有些年轻人反对刘绍棠，我们绝对不赞成，并且向刘绍棠约稿。刘绍棠表示，我的作品不在《中国》发表，也不在《中国作家》发表。他说在《中国》是傀儡，要我们给　他一个明确答复：究竟是有职有权的副主编，还是挂名的副主编。

冯夏熊说，刘绍棠最后表态说，即使让我当傀儡，我也支持《中国》！

牛汉说，刘绍棠已经把他和《中国》不愉快的僵局向外界透露了，他说编辑部进人要通过他。

舒群说，刘绍棠说要管小说，管进人，是没有道理的。有职有权是可以的，但谁也不能个人说了算，有职有权也要讲民主。他分裂出去，有人会高兴。别的地方可能有宗派，铁板一块，但我们这里没有宗派，不是铁板一块。

雷加说，第三期发稿时，我已打电话告知，刘绍棠已经知道稿子不能用了。现在他又提出有职有权问题，让我们答复。想安插自己人，再发自己的稿子，这是行不通的。

陈明说，第一，对刘绍棠的文章，编辑部要有一个读稿的书面意见；第二，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刘绍棠的问题促使我们从正面研究编辑部的工作条例，搞个文字东西，这不是专　就刘绍棠一个人提问题。

丁玲最后说，绍棠这个人有他的好处，他反对写现代派，反对写不着边际，他同意写现实生活，这是和我们共同的。在我们的方针、路线上有一个大同，我们才有可能合作。我们　之间的分歧不是和刘绍棠一个人，现在小报的市井文学、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都反对。各种流派我们都发，但要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你是否对人民有好处，文学要引导人民，是　要有人拥护的，有读者的，但我们不在小市民中拉市场，要在有为的人里边，在大学生里边扩大市场，要不为什么辛辛苦苦要搞一个刊物，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刘绍棠还是一个　好人，讲哥们义气，我们还要尽量团结他，但他要走我们也不怕。这个思想工作是很难的，要做到仁至义尽。我们从来不以人划线发表文章，陈登科、韦嫈、白刃都是老同志、老　朋友，稿子是我约的，又都退了。

1。　《瓜棚豆架》起风波（5）

这些发言里边，陈明有一个意见很重要，就是要制定工作条例，“搞个文字的东西”。当时《中国》确实存在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问题，管理不善，缺乏一套完备的制度。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导致后来更多的矛盾。

刘绍棠始终没有露面，事情就这么拖下来。

3月18日，丁玲、陈明去广西、湖南、陕西，行前，希望舒群再出面做做刘绍棠的工作。3月23日晚上，舒群约刘绍棠到家里来喝酒，雷加、曾克作陪。舒群一开始就声明：今天是　交谊会，也是工作会，虽然因为编辑费问题，我和编辑部也产生了分歧，但是我不和刘绍棠站在一条战线上。要工作，就要团结，就要消除分歧。

刘绍棠说：本来大家凑在一起，志同道合，干点事情，但是丁玲、陈明过问太多。我们之间有前辈后辈之分，但是要互相尊重。一开始我就当陪衬，你们又不想过问。我有人，有　作品，他们想排挤我。创刊招待会我找三个人帮忙，这三个人看稿子，他们也不欢迎。春节前杨桂欣说第二期稿子编定，我那时正在写中篇，本来说第二期我的中篇要上，怎么不　等我的稿子就定了呢？这样，我就完全不管了。丁玲说，别人骂不倒我们，但是内部不团结就会打倒我们自己。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