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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　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

这是中央的意见，是最终裁决。丁玲提出了保留意见，由中组部转报中央，此后便无下文。丁玲是一个视政治历史如生命的人，她一定要证实自己的清白。

转机出现于1983年。8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去看望同住一个楼的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因突遇暴雨，便多坐了一会儿，谈天中又说起自己的“历史问题”。李锐听罢，要她写一份详细　的材料。自此，中组部重又受理丁玲的申诉。

中组部在认真听取丁玲的陈述，查阅档案材料，并做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打算为丁玲彻底平反。1984年1月李锐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工作时提及此事，得到胡耀邦的支持。这桩折　腾了四十多年的冤情，终于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

1984年7月，中央组织部拟定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8月1日，以中组部（1984）九号文件发向全国的党组织。《通知》中说：“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　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　影响。”

关于南京的那一段历史问题，《通知》说：“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　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通知》高度评价说：“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　，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她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　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中组部这个文件拟定时，丁玲正住在医院里。7月6日，陈明把文件的征求意见稿带到医院。那天下午，我刚走进病房，丁玲便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小王，这下我可以死了！”我　心里一惊，以为她的病情严重了，却又见她面露喜色，扬了扬手中的两页纸：“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那就是中组部《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和林默涵　、刘白羽等当事人的意见。丁玲写下自己的意见后，长出了一口气说：“40年沉冤，终于大白了。”她把这份材料小心翼翼地放进写字台抽屉里，把身上穿的蓝白条病员服抻平，　又理理花白的双鬓，动作敏捷，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然后坐到沙发上说：1979年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工作，让我住上了　木樨地的高干楼。但是，我仍感到，还有一块阴云不时笼罩着我，还有阵阵阴风，不时袭扰着我。我总觉得对我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还是有人不肯改口，背地里算计，说我这样那　样，千方百计阻挠组织上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结论。……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　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丁玲立刻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并请转亲爱的党中央”，抒发心中的感谢与激动之情：“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　普通的忠实战士。”

我以为，这是丁玲下定决心创办《中国》的第二把“火”，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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