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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埃�笤加�500来人。安康当局限额为300人。多余的人出去活动。我们给安康当局上报只说部队有300人。

在派人出去活动问题上，何振亚和李伯亭发生了争执。在汉阴南山脚下距涧池不远的地方，李伯亭问何振亚：“安康当局限额和我们现在人员差额很大，多余的人怎么办？”何振亚说：“我们部队不是人多，而是人少，还要扩大。现在国家形势很危险，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我们不能给国民党当看家狗，更不能替他们当炮灰。”李伯亭说：“你准备再起一次义？”何振亚说：“是的，我们要抗日，要革命，这特务大队嘛，是过渡时期。至于人数就按限额办，多余的派出去。”李伯亭很沉着，没有表露声色。当研究派出部队的时候，李伯亭坚持要沈继林带一个队（沈原在沈玺亭团当过连长）；另由苟树林带一个队，李春茂带一个队。沈连长是李伯亭的亲信，拉过杆子，他带的那个队，都是由他提出要的，老战士也有，其中就有我的胞兄余佑江。事后，何振亚与徐海山交谈。何说：“李大队附把沈连长塞进去，这里面有问题。”徐说：“我估计有两点：一、他可能要到安康告密，沈连长是最好的证人；那样，这个大队长就是他的了。二、他要是看到势头不对，就要跑，沈连长那里就是他的基地。”何振亚说：“对，是这样。”徐海山比李伯亭来的迟一些。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军需（过去在旧军队干过，后来当了叛徒）。

不久，我们奉命开到离安康城有20里的地方。魏席儒的副官还来讲过话。我们在这里驻了将近1个月。当时何振亚还派人到石泉、镇巴、紫阳等地活动。李伯亭就是自告奋勇从这里到安康七中去的，说是找朋友进行活动，去后就被安康专署以反政府的罪名枪毙了。安康专署枪毙了李伯亭，这个奥秘，我不理解。李伯亭死后第二天，晏盛明队长说：“前进的道路完全扫清。”李伯亭死在1936年4月下旬。我们5月初向东镇出发。行军途中，苟树林、李春茂两个队都回来了，只有沈连长不回来，在镇巴投敌缴枪。老战士们大都跑回来了，也有我哥余佑江。

（三）再次起义

我们到了东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练爬山，队长以上干部开会多，尤其是沈敏、杜瑜华、杨江来了后，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大问题：

一、统一了起义的思想认识。先干部后士兵，干部是开会讨论，当兵的由何振亚亲自一个一个审查。临到审查我，何振亚说，“现在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他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打共产党，日本鬼子一枪没打就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现在又大举向华北进攻，要进一步灭亡全中国，我们的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我问：“啥是亡国奴呀？”他说，“就跟牛马—样不当人，说杀就杀掉。你怎么办？”我说：“要打日本鬼子，要打蒋介石。”他又问我：“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你准备干啥？”，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笑着一挥手。我敬个礼走了。

二、宣传问题。宣传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起义后，我是少先队员，仍然是勤务兵。部队每到一个集镇，我和其他队员就召集群众开会，由沈敏给大家讲话。然后我们在街头摆一个桌子，放上大碗茶，根据宣传品的内容，向过往行人宣传，请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听讲。

三、统一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战术。干部在讨论中都认为，我们再次起义，国民党必然要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仗是有打的。何振亚讲：“我们要避免与强敌作战，打击对象是保安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找他们薄弱的地方打。侦察工作很重要，侦察队要加强，了解情况就不挨打了！把便衣队建立起来，捉地主、团总要靠便衣队。地主老财的情况要靠侦察队去了解，然后便衣队才去抓”。

四、成立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徐海山担任，宣传科长由沈敏担任。各支队规定有指导员（当时还未配备）。沈敏、杜瑜华、杨江是部队到东镇以后才来的。他们来的正是时候，为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宣传品都是他们刻印的。宣传工具主要有油印机、油墨、颜色、纸张、写大字标语的桶。

在准备起义之前，还成立了少先队。开始由杜瑜华负责，后来是杜超当队长。杜超牺牲后，由姓周的当队长（后听说有病走了）。少先队有3个班，30多人，年龄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1936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何振亚派吴总务长（汉阴南山吴家院子人）去安康领子弹，说我们剿匪消耗了不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