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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

危拱之（1905～1973），又名危玉辰，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1月到武汉，加入共青团，后考取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在红4师政治部当宣传员时，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后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中央红军长征时，她跟随干部团行动。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兼导演。在延安时期与叶剑英结婚。“西安事变”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内务成员驰往西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河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初，因过本书作者1991年与黄杰老人在北京柳阴街寓中合影度劳累，积劳成疾，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此外，后到第4军教导团中的曾宪植、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10多位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其中，曾宪植曾任邓颖超的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黄静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等职。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这样一支优秀的女生队，首先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锻炼了军校女学生，当年“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从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时间内迅速锻炼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重视是她们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女生队的许多战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同圣洁的革命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她们无论在当时或者是在后来，多是大有建树，为当年黄埔军校的盛誉美名，增添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她们敢为天下先、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千秋颂扬的。原武汉分校女生队一些女学生自豪地说：女生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是“20年代青年妇女的骄傲”。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的老大哥评价说：“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创举”。

自黄埔军校《中国军人》杂志掀起“女同志军”的争论，中国20世纪初的女兵思想起源于黄埔岛后，其浪涌就像那珠江入海口岸边的大潮，唤起了无数中华女性，以勇于捐躯的壮举，向世俗观念展开了挑战。黄埔女生们考入军校时，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衷的报国之心，毅然投笔从戎。其情其行，令人可敬可佩。

黄埔军校从1924年成立至1949年迁往台湾，军校在大陆招收的23期学生中包括4届女生，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800人。她们分别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武汉分校（第6期），1938年抗战时期的黄埔第7分校（第15期），1939年黄埔第3分校（第16期），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第18期第2总队（驻苏干部培训班）。第15期的女生，于1938年2月、3月间分两批考入，共200多人，编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第2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在陕西凤翔县受训，1939年4月全队奉命转入西安战时工作干训团第4团，同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第16期的女生，于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随第3分校辗转迁移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