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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12日《晨报》的《晨报副刊》创刊，孙伏园为第一主编。他团结了大批作者，包括李大钊、瞿秋白、鲁迅、周作人、黎锦熙、蒋梦麟、江亢虎、吴稚晖、胡适之等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所有的名流和新秀，一篇篇佳作层出，有效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两个月后，鲁迅便以“巴人”的笔名在副刊上连载新作《阿Q正传》。这也是孙伏园的约稿之功。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回忆：“那时候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在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的三年时间里，鲁迅为副刊写了50余篇稿件。而《阿Q正传》的催生者是孙伏园。

此后孙伏园还主办了《语丝》和《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正式出版），鲁迅先后把译作《出了象牙之塔》、杂文《咬文嚼字》、《并非闲话》、《忽然想到》等30多篇文章给副刊发表。由此可见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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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爱俪园来：柯灵与李恩绩

柯灵从1930年就做编辑，煮字烹文，几十年来从未间断。1943年夏，他接手《万象》杂志。在清理堆积的读者来稿中发现了署名“李恩绩”的文章。用的是直格的毛边纸稿笺，毛笔楷书，字迹娟秀，行文娴熟。文稿是一篇阐述殷墟文字的学术论文。《万象》是一家通俗读物。这种“阳春白雪”的作品当然不适合。可柯灵认为此文作者是一个很好的组稿对象。当看到稿末的通讯处是“静安寺路爱俪园”，不觉怦然心动。于是就主动和作者联系，请他写自己熟悉的爱俪园。作者同意了，于是有了后来在《万象》上刊载的长篇掌故《爱俪园：海上的迷宫》。

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哈同（Silas　Auron　Hardoon，1847—1931），英国籍犹太富翁，一位典型的西方“冒险家”。他在近代中国的上海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爱俪园则是他梦中的现实。爱俪园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世人的猎奇心理及道听途说，使爱俪园披上神秘的色彩。而李恩绩的文字与众不同，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信史。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揭开爱俪园神秘的面纱。文章连载近一年，好评如潮。后来李恩绩因故搁笔，柯灵也无可奈何。

事隔六七年后，柯灵忽然接到李恩绩寄来的一卷手稿，题为《爱俪园梦影录》。这是《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的姐妹篇。爱俪园的前尘影事，历历如绘；其中还有不少学术界珍贵的轶事遗闻。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极具史料价值的《爱俪园梦影录》却未能公之于世。直至拨乱反正之后，尘封了三十年的李恩绩唯一幸存的精神遗产：《爱俪园梦影录》才得以在香港的《百花》周刊连载。这也了了柯灵多年的心愿。

李恩绩的父亲曾是爱俪园的一位画师。他从小跟父亲学画，懂得词章和文字学，还通晓甲骨文；但多才多艺并没能使得李恩绩富有。他的作品虽在社会上流传，却无人知晓；因为爱俪园的主管姬觉弥是捉刀人。世人只知晓姬觉弥，却不知有李恩绩。抗战胜利后，李恩绩偃蹇困居在故乡绍兴安昌。新中国建立后在南市区的书画合作社，靠卖画糊口；“浩劫”中被揪斗，默默的含恨死去。他的书画古董，都落在“造反派”的手里。有真才实学的人，却盛名没世，这大概是艺术家的最大悲哀！

十七年尔汝旧交：刘半农与周作人

刘半农卒于1934年7月14日。周作人是在日本东京乡菊坂町听到这个消息的。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绝不相信是真的；但言者言之凿凿，又让人无话可说。刘半农与周作人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因为很熟，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就觉不安。两个月后，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周作人送去一副对联：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在卯字号。

甘余日驰驱大汗，归来竟作丁令威。

因学校决定要周作人为致词人，虽是应酬之作，还是讲出刘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半农的率真，对什么人都无恶意，他不装假，不投机，敢讲话，不怕骂；其二，半农的杂学。他的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