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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唯成分论啊，国家到了这种地步，我们青年不能熟视无睹啊，毛主席居北京十年多了，群众的呼声和下面的情况，他很难了解到，反映给他吧，毛主席会慎重考虑的……”

“下面的情况，上级是知道的，毛主席来七里营，七里营丰收，一路之隔的土地上，野草丛生吞没了庄稼，大片土地荒芜……”

同窗好友的见解使他进一步深思，他冷静了许久。

可是不久，他看到了59年十月《红旗》杂志专刊号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彭总仅仅说了“国民经济计划不周，某些地主存在小资的狂热性，浮夸风在蔓延”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革命的同路人”、“资产阶级的袒师爷”，他似乎以敏感的嗅觉发现党的*集中制遭到破坏，言论失去自由，个人崇拜严重地威胁着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反革命火焰”，把两封反革命匿名信有选择地寄给朱总、董老必武、吴老玉章、林老伯渠、徐老特立，敬请他们做诤臣以救全民。

“因为牛顿在科学上的贡献大，由于他对光学本质提出微粒学说，而使惠更斯的波动学说长期不被人们接受，纵然比牛顿的假说更能解释某些现象。因为教师比学生知道的多些，所以纵然有的学生在某点上掌握的更接近真理，但仍然不被同学们所相信所采纳；因为斯大林对苏联的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有卓越的贡献，因此到他晚年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而形成严重的个人崇拜时，仍很少人觉察到而被人们理解为理解当然……”

以遵义会议到建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有一条人心为向的正确路线，49……56年生产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制定的政策符合国情，才被人民称道。但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国马上人民公社化了，来七里营参观，前两天就调动群众打扫卫生，忙的不可开交，到时候由省委书记陪着，社长跟着，何以察民情，谁敢反映情况。然而给七里营带来了大福气，毛主席看过的棉花住上了玻璃房，走过的街道，成了水泥的，地里有草，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帮着干。王国藩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好，可是全国有几个，国家投了多少项，别的社又是怎么样？国内外参观的社固然不错，可这岂能代表全国呢？

如何发展生产力呢？是光凭主观臆断，搞敲锣打鼓、轰轰烈烈的表面运动，还是实事求是地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说了许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话，可是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小私有者思想意识，道法观念觉悟程度能一下子提高到*主义水平上吗？早晨初级社，上午高级社，群众的觉悟真的如此飞跃吗？

明明是由饥饿遭成的死亡俯拾皆是，却硬说亩产千斤万斤，岂不是自欺欺人。

然而谁对这些不相信，则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

现在无论是电影、广播、报纸、杂志，报告都在竭力培养着个人崇拜气氛，主观主义发展到极端已成了唯我独美主义了，个人崇拜的严重性到了不分是非的地步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能出生入死，更应该对同志申明大义，力争规劝，营救亿万人民。不要因为谁一暴露自己的缺点就恼羞成怒地加倍显示自己的真理。不能再把自己导致的矛盾和斗争扩大化、尖锐化，把政权的*缩小至一人，把专政面扩大到全民乃至功臣，每个党员都要为维护党的*集中制而努力，错误的领导不能长期坚持，要到实践中了解人民的疾苦，深入实际，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过去有功勋的应载入史册，现在错误了的要改正，否则要撤换。”

好大的口气，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如此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措词之激烈，态度之不敬岂不令人发指，真乃可笑不自量力。

当他发出两封匿名信后，心情感到轻松和愉快，他似乎看到国计民生的希望，他在大学的教室里等待着中央调整路线，可是等了好久毫无迹象，他失望了，他那里知道：公安部门为此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当他正准备到上蔡县做调查写第三封信的时候，他被请进了高墙铁窗之内。

审讯中，他不认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在全市全地区出布告公布于众。他认为向党说真话是无罪的，不服判决，起诉上书。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收到一张二判纸：“虽有扩大和歪曲的地方……，但还不构成犯罪，释放复学。”尽管如此，他的名誉和人格在人们的意识中已一败涂地，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虽然只是默默教书，但随时都有被揪斗的可能。有时审判大会需要他陪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