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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果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们当时看过的电影，那么我就可以准确地断定那是哪一个时期了。但是关于这些电影，我现在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画面；一个在雪上滑行的雪橇，一个穿着小礼服的男人走进大型客轮的船舱，在一扇落地窗后面掠过的跳舞的人影……

我们又走上罗马街。昨天晚上，我顺着这条街一直走到97号，看到了栅栏和铁路，看到了在铁道另一边上盖住一幢房子整堵墙面的迪博内①广告牌（它从那以后，肯定变得灰暗了），我感到我的心里又升起了当年那种苦恼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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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开胃酒的牌子。

座落在这条衔99号的“芝加哥”宾馆，现在已经不那么叫了。而且，即使是问讯处的人也无法告诉我旅馆是什么时候改的名。但这没有什么关系。

97号是一幢很大的长形建筑物。如果斯库菲是住在六层，而德尼兹的套间应该是在它的下一层，这也就是说，是在五层。这两个套间是在房子的右边还是在左边呢？这幢楼房每层至少有十几扇窗子，因此可能有两三个套间。我久久地望着这幢楼房的正面，希望能认出或者一个阳台，或者一扇窗户的样式和百叶窗。不记得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楼梯也认不出来了。我记得从前的扶手是用铜做的，它闪闪发光，而现在的扶手已不是那样的了。套间的门也不是深色本料做的。特别是定时楼梯灯的灯光，它已不再象当年在斯库菲獒狗般神秘面孔显现时那么朦朦胧胧的了。去问门房也是白费劲。门房会起疑心的，何况跟别的东西均己变了样一样，看门人也已换过了。

斯库菲校暗杀时，德尼兹是不是还住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当时是住在楼下，这样的惨事还是会记得一些的吧。然而在我的记亿里，什么也没有留下。德尼兹在罗马街97号没有住多久，也许只有几个月。我当时是同他一起住的吗？抑或当时我在巴黎还有别的住处？

我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回来得特别晚。斯库菲坐在楼梯的梯级上，两手交叉放在拐仗项端的球形装饰物上，下巴支撑在手上。他的脸色非常沮丧，獒狗般的目光里充满了绝望的神情。我们在他的前面停下。他没有看见我们。我们真想同他说说话，扶他到楼上，他自己的套间里去，但他象一尊蜡像人体模型一样，一动也不动。定时楼梯灯熄灭了，他的西服在黑暗中闪着磷光，除此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所有这一切，想必是发生在德尼兹和我刚刚相识的时候。

二十五

我关上了于特办公室里的电灯，但并没有立即离开，在黑暗中又呆了几秒钟。按着，我又打开电灯。然后，再关上。我第三次开亮电灯，又第三次关上。这样做，唤起了我的某种回忆，我眼前又出现了在一个说不准的晚上，在一间同这间差不多大小的房子里，我关上电灯时的情景。那时，每天晚上在同一个时间里，我都要做几下这样重复的动作。

尼埃尔林萌大道上的路灯照亮了于特的木制写字台和扶手椅。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关了灯，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好象害怕走出屋于去似的。在房间的深处，靠墙放着一个玻璃书橱，灰色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有一面镜子，一张有许多抽屉的写字台，靠窗还有一张长沙发，我经常躺在它上面看书。窗子朝着一条种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开着。

这是一幢小公馆，是南美某个国家公使馆的所在地。记不得我当时是以什么身份使用这个公使馆的一个办公室的。我仿佛看到一男一女坐在同我邻近的办公室里，听到他们正在打字的声音。

我接待的人不多，他们那是来要求给他们签发签证的。我在翻看瓦尔布勒兹花匠给我的那个饼干盒、检查那本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护照和那些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些来了。我在干被我从办公室里取代的那个人的工作。他是一个领事？抑或一个代办？我记得我还给他打过电话请求指示哩。他是谁呢？

首先，这个公使馆在哪里，我花了几天功夫把第十六区跑了一遍，因为记忆中的那条长满树木的、宁静的街道，同这个街区的街道完全是一个样子。象地下水源的勘探者仔细观察着测摆的每一个微小摆动那样，我站在每条大街的尽头，希冀那些树木、那些房屋使我能回忆起一点什么来。在走到莫利托尔路和米拉博路的十字路口时，我感觉回亿起来了，我一下子断定，以前每天晚上下斑时，我就是从设在附近的一个公使馆里走出来的。

夜色昏沉。沿着与楼梯相接的走廊走去，我听见打字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