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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简直就像一针“兴奋剂”，一下子又把父亲的革命激情给调动起来了，他颤颤巍巍地从床上爬起来，照例小心翼翼地在女儿这张相片的背后题诗一首：

“革命小将胆气昂，英姿飒爽赴边疆。保卫祖国立壮志，忠于人民忠于党！”

诗句写好后，他用两个手指尖捏起照片，对着灯光轻轻地用嘴吹拂那上边的墨迹，悠然自得的神色之中还带着点骄傲。

然而，纪元为女儿“题诗”的墨迹尚未干透，女儿的第二封信就“追”过来了，在几张“充满革命激情”类似讲用稿的信札里，藏着一个小纸条，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快救救我吧！我错了……这里天寒地冻，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的两个耳朵都冻坏了，脚上裂的都是大血口子，疼得都走不了路……我想回家，爸爸，您快帮帮我呀……”

对于父亲来说，这不啻于是女儿撕心裂肺的“呼救”声。我姐当时还不到十五周岁，客观地讲，她的确“遭受”了现在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根本想象不出来的“罪”。回家？谈何容易呀！

看着这张“不可告人”的小纸条，父亲的脸色先是铁青，接着又变得煞白，他想点燃一支香烟，但手却颤抖得厉害，怎么也点不着。突然，他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张大嘴“哇”的一下子，吐了满地的鲜血。

我清楚地记忆着，这是我目睹我父亲的第二次大出血。

那一年我妈在湖北干校，我姐在东北军垦，家里就再没有别的女人了。刚好剩下父亲、哥哥和我，这大、中、小三条光棍儿。

关于我姐后来知青生活的“下一回”，就用不着我去“分解”了，当他们历尽了北大荒的苍凉与寒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返各自温暖家庭的时候，已经是八年以后的事情。

那年我姐迈着疲惫的脚步走进了家门时，面对眼前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衰老许多的父亲，她并未表示出太多的忏悔，只是满脸无奈地、带着几分俏皮地说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猎户老常”的一句台词：“咳！八年了，别——提——它——啦！”

却不知八年之中，父亲为她吐了多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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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退休”

从七十年代起，父亲便拖着病弱之躯，艰难地支撑着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并艰难地继续接受着组织上对他的种种考验。

因为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必定不能像健康人那样，可以生龙活虎地投身到“反修防修”和“斗、批、改”的火热战斗之中。于是，他被安排在文化局系统，一个叫做“暂休连”的编制里。

这个不伦不类的部门，据说是专门安置那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老弱病残，他们被集中在一起进行“暂时休整”，这些人被看作是那个时期有点另类的“特殊群体”。

在这里，纪元被当成了名副其实的病号，他自认为是龙困浅滩，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思想负担十分沉重，整日郁郁寡欢，并总觉得还要有更大的不幸发生。

然而，怕也没有用，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

1971年8月的某一天，上级派来两位女同志到我们家，十分严肃地跟父亲“谈话”，二位姑奶奶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话题单刀直入，就是逼着父亲马上“退休”。她们将这把利刃一下子就捅进了纪元的心窝里，疼得他大汗淋漓，浑身筛糠。

父亲就捧出当年“华大”的校徽、南下时“桂林市军管会”的臂章、战场中那“革命到底”的血书，还有就是历年所写就的入党申请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他呼喊着：“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能剥夺我继续革命的权利，我才四十三岁呀！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献给了党的文化事业……我历史上没有问题，也不是五。十六分子……你们可不能啊……”

来人中的一个说：“白纪元同志，请你站起来说话，别搞资产阶级下跪的那一套！”

另一个人则把父亲手里的东西拿过去，扒拉来扒拉去，然后用眼睛乜斜着跪在地上的纪元说：“白纪元，你的这些东西里好像还少了一件什么吧？”

“是少了什么？”

“别装糊涂，少一把手枪！”

这一刀又狠狠地从父亲的背后插入，被捅了个透心凉！他顿时没话可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他那两片苍白的嘴唇上下抽搐着，想说些什么，但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哇！”又是半腔子的热血喷涌而出，便倒在地上不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