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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荷兰友人让·英根豪兹写信来告诉富兰克林说，他在得知消息后十分难过。富兰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请相信，我没有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我之所为与人之荣誉和对我王及我国的职责是完全相符的。这一点必将大白于天下，正如它们现在就已为此间了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样。我发现在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确失去了一点他们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点东西，但没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确，韦德伯恩代表英国当局对富兰克林的攻讦和辱骂并没有使富兰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听读会上，富兰克林在旁听席上的朋友们已经对它愤愤不平，柏克认为韦德伯恩的攻击简直是“不着边际”，舍尔伯恩称之为“粗野下流的骂街”，普利斯特里则气愤之极，后来在接待室里当韦德伯恩走过去想和他搭讪时，他立即转身走开了。希普利在这一年里所写的《早已想说的话》中批评政府对麻萨诸塞的政策，赞扬“北美是世界上仅存的自由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捍卫者”。

在美洲，由于富兰克林的副手和预定的继任者阿瑟·李急于占据这一职位，对于富兰克林年复一年地留任颇为不满，甚至写信告诉波士顿方面说富兰克林颇受英国大臣（甚至包括希尔斯伯罗在内）的影响，得到麻萨诸塞激进派的应和——他们早已认为富兰克林的立场和斗争方法太过温和。但关于1月29日听读会的消息传到麻萨诸塞，所有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兰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敌对者的谩骂攻讦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职后的富兰克林写信告诉麻萨诸塞人说，他可能对他们已无实际用处，但他愿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国、意大利期间仍留在伦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议会在伦敦的事务。

★最后的忍辱负重

1774年，英国当局在绝不准备让步的前提下，面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颁布了五项高压政策的法令，以报复倾茶行动，加强镇压。这5项法令是：封闭波士顿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顿人民偿付被毁茶叶的价款前，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取消麻萨诸塞自治的条例，即取消麻萨诸塞地方宪法，改组其政治机构，州参议院议员、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长任命；新驻营条例，扩大了1765年驻营条例规定的英国驻军的居住权限，规定英军可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司法权条例，规定英国官吏如犯罪，须送到英国或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魁北克条例，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这5项法令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和愤怒激到了最高点，那里的人民称之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议运动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纷纷支援在英军围困下濒于绝境的波士顿人民；6月，塞缪尔·亚当斯起草公约，号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货，各地纷纷响应；1772—1774年，从麻萨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后建立起已经演变为反英斗争的革命组织的通讯委员会；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的大计。会上，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提出来了。

远在英国的富兰克林，始终心系自己的祖国——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场还没有转到用革命来最后解决英国对殖民地的镇压、剥削上来。此时的他已对英国内阁甚至英王不抱什么希望，但囿于维持统一的英帝国的宿愿，他仍担心英国的疯狂镇压措施会激起殖民地的民变；他一面认为从英国国会不可能得到什么，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会引起英国内阁更迭，使开明的英国政治家上台执掌政柄；他一面告诉妹妹简，他再也不愿见到英国官吏，但在内心深处，劝说或推动当政者改变政策的念头并没有完全泯灭。

而英国统治阶级中一些不同意采取走极端的统治方式的人士对于内阁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忧虑不安，他们也在寻找某种渠道来和殖民地人民沟通，以妥协让步的办法解决危机。率先走出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后复出的威廉·皮特——卡萨姆勋爵。

1774年8月，富兰克林在布莱舍尔姆斯通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