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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能逆来顺受；视谎言为真理；视苛烦为当然；视强颜为欢乃人生义务；说不愿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只问利害，不管是非；俯伏于既存势力之下，若野草之习于生存在石缝中者然；随时调整心理角度，以适应各种政治变化；掏空自己底头脑，一点自己底认识见解也不能留，以便随时让人注入红蓝白黑各色染料；除政令与政治教条以外，绝对不认真抱紧任何自然律和人文律。总而言之，只要能够活下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视为手段。所以，在极权统制之下生存的人，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人生哲学，即是“唯存主义（raison　d'étre）”：只要能够活下去，其他一切在所不计。——译者）

照我们看来，极权制度是否定一切道德价值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民，看起来似乎是对于极权制度无限支持的。可是，如果我们因此以为在极权统制之下的人民没有道德上的热忱，那是很不公道的说法。因为，最大多数在极统治权之下的人民并非如此。吾人须知，在像纳粹主义之类的运动背后所隐藏的道德情绪，其程度之强烈，也许只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才可以与之比拟。在极权制度之下，只承认个人不过是为达到像邦国或社群这些较高层次的东西之目标底工具，因此令人恐怖的那些事物也就随之俱来。（千真万确。非亲身尝试者，不知个中滋味。但是，有的社会则患“道德冷感”。悲夫！——译者）从集体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于持异议者不宽容并施以暴力压迫，完全不顾个人底生命与幸福，俱属以社会与国家为至上而个人则为其工具之无可避免的结果。集体主义者对于这些结果都予承认，同时并且认为极权制度比“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制度优越。他们以为，在个人主义的制度之下，个人系为其私利而活动。这么一来，便妨害社群公共目标之充分的实现。许多德国的哲学家一再宣称为个人幸福而努力乃一不道德之事；只有完成邦国所赋予的义务才值得称赞。这些人作此类论调时，出言完全是诚实的。当然，在不同文化传统之中生长的人是不易了解这一点的。　（但诚实的人不一定不狠刻——海光）

吾人须知，一个邦国如果有一个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标时，那末任何普遍的道德便无容身之地。（例如，在苏俄，所谓“实行共产主义”高于一切，于是所有道德、宗教、伦理、艺术，都得退避三舍；　最低限度，也得编入这一政治目标之下。海耶克教授此言所表现的识见，较之那些闭起双眼来捧颂“仁义道德”的泛道德主义者高明万倍。弄不清病势而妄投药石的江湖郎中，鲜有不盲目杀死病人者——译者）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使是民主国家，在战时也难免发生类似的情况。不过，在民主邦国，即使在战时或遭逢最大最大的危机，其采取极权主义的方法之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民主邦国为了达到一个单一的目标很少把其他一切置诸不顾的。（极权邦国视讲自由为捣乱，动辄借口“紧急需要”而剥夺个人自由。共产国家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彻底。——译者）吾人须知，一旦少数几个目标支配着整个社群，则人民之忍受残暴便成为一项无可避免的义务。在集体主义者看来，为了达到社群底共同目标，个人底权利和价值都是可以牺牲的。（这是人间最大的罪恶与诈欺。现代的大悲剧，主要由此诈欺造成。究其实际，倡此说者，以纳粹和共党之流为例，不是一人，便是一党。彼等于夺得权力以后，置全社群于其铁掌控制之下，为所欲为。这样一来，所谓“社群底共同目标”，不过彼等利用之一借口而已。——译者）

如果一个人在极权统治底建立中想有所效劳，那末他必须准备接受那些为卑鄙行为而设计的虚伪辩护之词。在极权统治之下，只有最高的首领一人才可单独决定政治目标。而作工具的人，本身不能坚持道德上的任何信条。（可悲之至！　——海光）总而言之，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首领。除此以外，最关重要的事，就是他们作人必须完全没有原则（unprincipled）；并且，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必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作人，必须没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因为，是非善恶观念如果横在他们心里，便可能搅乱首领底意图。（一语道破。欲行极权统治，必须破除人情，破除道德，破除风俗习惯，而不顾一切。——译者）权力者能满足的口胃，只有权力的嗜好，以及别人对自己服从时所得到的快乐。

依照我们底标准看来，品格比较完善的人便不能在极权政治中居于领导地位。（巨眼观透——译者）在极权统治之下，许许多多坏事都是假较高的目标之名而行的。极权统治者做这些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