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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中，数修整茄子比较费事。

在我上初中时，已经懂得为父母分忧解难了。因家里贫穷，自己就想方设法劳动，能挣几个算几个，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一天，还真有趣：早晨一起床，跟上村里的大人们下地劳动，村里人把这样的劳动叫打早起。或锄田，或收割，或耕种，快到吃早饭时，人们便收工了。

然后回家。然后吃饭。

然后背起书包上学。

这样劳动一个早起，我能挣二分，十分算一个工，一个工在当时的价格是一二角钱。

晚上回到家，吃过饭，又来到村东场院里劳动，村里人叫加班，加一个班也是二分工，有时加班晚了，队里还给加班的人吃饭。

所谓加班，无非是将白天劳动的结果，再做一些整理。比如打麦子呀，比如打玉米呀，晚风轻轻吹来，村里人又爱唱山曲，也有好事青年男女，偷偷藏在阴暗处，做一些你欢我爱的事情，也算村中一景。

白石初中一毕业，我在村里劳动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或者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季。在这儿，我觉得有几件朦朦胧胧的事情需要叙述：一是在村北面戏台后面浇地，这个时间是在晚上进行的。我记得有这么一次，没有月亮，或者说星星也很少，我扛着一把铁锹来到地边，庄稼黑压压的一片，看不见一个人，只听见地里面有人说话，我朝“声音”走去，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踩进了泥潭，把我的鞋弄湿了。我顾不上发火，朝他们跑去的时候，“声音”已经飘到地中间了。

我只好坐在地边等他们。天上的星星朝我眨眼，我抬头望着星星发呆，耳边传来人们的嬉笑声，身边的流水声非常动听，不远处还传来青蛙的鸣叫声，原先还有些害怕，其实你害怕也没用。

这是那个年代“农村夜战”的一段缩影。

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一位女人，我叫贵仁嫂子，大名叫邢桂贞（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人长得瘦小，可劳动起来却非常麻利。那时候在村里劳动，大多做得是包工，由队长安排，贵仁嫂子一般是和我搭档，其它人还没完，我们早就回了家，要不就是坐在地边树阴底下，真是痛快啊！

记得有一次在西梁坡上收割麦子，队长给我俩分下一块地，她在地边割，我在中间割，也不说几垄，反正是见麦子就割，有好几次我俩的镰刀都拌在一起……我俩收割完后，其它人还在小麦地里挥汗如雨。

只可惜贵仁嫂子在前几年下世了，得了一种病，留下二个儿子：长子名叫张正红（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次子名叫张全红（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兄弟俩都在太原市发展，据说是做生意，收入还行，如今已是有家私车的家庭了。

在村里劳动时，我和同族兄弟张成根还给队里放过牛。据说，这活儿是队里最轻松的。对我而言，轻松是次要的，关键是自由，也有时间看书。我俩将十几个牛马赶在山沟里，然后坐在沟口的大树底下，成根摘他的酸枣玩他的皮鞭，我躺在那儿看书。累了，就躺在塑料布上歇一会儿，然后将牛马赶到有草的地方。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对于村里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没有春种哪有秋收？而春种前的准备工作，又有许多道程序，先将地翻过，然后将地耙平，有时在翻地之前，还要在地里铺一层农家肥，这叫“施底肥”，然后就能春种了。

一般情况下，春种最少需要三个人，一人犁地，一人撒种子，一人在后面撒肥。犁地的那人要有技术，下种那人一般是位妇女，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撒肥这个人就不怎么讲究了，只要有力气就行。

撒肥的做法是这样的：两根绳子将筐子捆住，然后把绳子套在脖子上，跟在撒种子那人后面，人家前面走，他把肥撒在种子上就行了。

由春种施肥这件事情，我想起村里一个人来，他叫邢存海（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会放羊，他有一个特点是非常怕蛇。于是，有村里好事人就和他开玩笑，比如说他正端着碗吃饭，只要有人惊叫一声“蛇”，别人可能也会紧张一下，但是他那个紧张程度，就要比一般人紧张十倍。这天，有人专门在肥筐子里面放了一条死蛇，还用肥把蛇埋住，邢存海端起肥筐子，往脖子一挎，跟在下种那人背后开始撒肥，撒着撒着，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