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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

记得是十年前，我在东京访学时，问过许多日本学生，最喜欢的中国历史人物是谁，都说是诸葛亮。为什么？除了聪明才智，还有就是身上那种特有的“妖气”。说来有趣，同一个孔明，中国人欣赏他鞠躬尽瘁，日本人喜欢的则是其神秘色彩。这与中日两国民众看待生死、幽明、神人等的方式，不无关系。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谈及《三国演义》写人的缺失，有这么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前半句我很赞同，后半句则不无保留。因为，在我看来，这是用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没考虑到中古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特征。像孔明那样的绝代军师，知晓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还会摆弄奇门遁甲等方术，一点都不奇怪。以军师而兼巫师，神神鬼鬼，虚虚实实，这样的描写，既有历史依据，更符合“小说家言”的特性。晚清以降，崇信科学的中国人，开始质疑诸葛亮的智慧超常与法力无边。那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过于相信“七实三虚”之类的说法。反而是日本人，离得比较远，可以超越功利的计算，故对《三国演义》会有另外一种读法。

经由知识精英“破除迷信”的努力，今日中国，对于神鬼的世界，要不彻底沉湎，要不完全拒斥，难得有比较圆通的见解。返观东邻，平安朝阴阳师安倍晴明的超现实故事，居然成为流行读物，而没人追问鬼神之有无，或者慰灵之是否必要。你可以说，这是叨了科幻小说以及灵异电影的光，时至今日，即便中国人，谈论魔鬼、灵魂、巫术、神迹什么的，也都已经没有多少禁忌了。可放眼中外的书界与影坛，到处“人鬼情未了”，何以如此，还是个值得探究的谜。

对于鬼神之有无，中国人的态度其实很通达：喜欢谈论，但并不坚执。很长时间里，明知“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仍有无数儒生对“志怪”一往情深。个中原因，可借用清人袁枚《〈子不语〉序》的自我表白：“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不见得真的相信鬼神，可鬼神故事“游心骇耳”，娱乐性很强。于是，读书人纷纷以谈狐说鬼自娱或娱人。

同样谈论鬼神故事，从《搜神记》的力图“发明神道之不诬”，到《阅微草堂笔记》的“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两千年间，讲述　/　倾听了无数凄厉阴森、哀感顽艳的鬼神故事的中国人，很难说真的“笃信鬼神”。否则，便无法解释何以近百年来，鬼神基本上从中国文坛消失。启蒙者的呼吁以及政治家的提倡，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与普通民众本就“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有关。当然，这说的是近百年的情况；如果倒退到汉魏六朝，那时之盛行鬼神志怪之书，“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日本的情况，大致也类似。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谈论鬼神，最好将故事放置在一个幽明尚未十分清晰的时代。《阴阳师》系列小说的第一则《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开篇就告诉我们：“平安时代——仍然是个民智未开的时代，有好几成人仍然对妖魔鬼怪的存在深信不疑。在这样的时代，人也好鬼怪也好，都屏息共居于京城的暗处，甚至在同一屋檐下。妖魔鬼怪并没有藏身在边远的深山老林里。”有了这个交代，以后平安京里百鬼夜行的场面，便也都见怪不怪了。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公元781年即位的桓武天皇，其如何积极推行新政，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可以不必考虑；但作为知识背景，此后四百年间文化上的几个趋势，必须略为知晓。不然，阅读小说时会有些许障碍。一是僧侣纷纷入唐取经，归来后建宗立派（如最澄、空海），使得佛教信仰在日本国民中间更加深入骨髓；二是平安前期，汉文学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嗜好《文选》或模仿元白体成为一种时尚，某些著名文人的作品，据说“如果放进《唐文粹》、《文苑英华》之中，中国人看了也不会想到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笔”（内藤湖南著，储元熹等译《日本文化史研究》，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三是日本文学到了平安中期，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走向独立和成熟，“可以说和泉式部的和歌同清少纳言的随笔、紫式部的小说是代表这一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三大杰作”（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日本史概说》，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四是平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