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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她患了痢疾，撑持到上海，住在同学魏文媛的母亲陈夫人家里。陈夫人请医生给她治好了病。音乐教师陈组威闻讯，也叫丈夫送来一点钱。原来陈先生离开湖南答应资助她八十元到日本留学，可是由于刚生了小孩，只给了她五元。加上自己身边还剩下的五元，仍然不够到日本的船费。幸亏好心的陈夫人又在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七元，她才买了一张到横滨的四等舱票。开销了轮船上的伙食费，到横滨上岸时，她只剩下两角日元，写了一封信寄给东京的熟人，口袋里就全空了。

到了东京，找到了陈、童两大姐的寓所。她俩是湖南最先留日的两位女学生，也是黄彰在国外唯一的“亲人”。在两位大姐处只住了两天，她就开始做工自谋生路了。

她被介绍到一个在东京的英国传教士家里当佣工。每天她得打扫教堂、客厅和所有的房间；在花园里剪草、培花，管理上架的葡萄和喂养兔子；洗菜、烧饭、刷靴、洗尿布；教女主人学中文；晚上还要缝制大量的军衣，直到深夜。没有工钱，只吃两餐淡饭。腊月寒冬，她依然穿着从湖南出走时的那件发了黄的浏阳夏布上衣，系着一条变灰了的黑布裙，上街买菜时，冻得发抖，只好飞跑。英国太太毫无怜悯心，不但不给钱添衣服，还说她年轻、能干、能跑，越发加派她的工作。有些在东京的中国人，看到这个衣单瘦削的中国女子在街上飞跑，互相传说“有个湖南女子流落在东京”。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反而对其藐视与非议。

她吃着主人的残羹剩饭，喂兔子时，看着兔子快活地吃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嫩草，常常不由得想起自己竟不如主人的一只小兔。每当此时，母亲、父亲、弟妹们、爱她的二舅……便一个个浮现在她的脑际。

每逢星期日，主人硬要她跟着做礼拜。她不愿唱那赞美“主”的诗，牧师夫妇大为不满。为了有个兔饲料房暂避风雨，她只得加倍努力劳动，熬夜多缝些军衣，希望能博得主人的喜欢。不料，她的拇指被机器压坏了，狠心的主人不给医治，只涂些碘酒，终于化脓而成残疾。

后来，女主人见她身体实在太虚弱，不仅深夜缝军衣打瞌睡，就是白天也常常把活儿掉在地上，索性辞了她。经过争执，只给了1／3的工钱。这个宣扬“天国”福音的伪善者，原来是个吃人的魔鬼！她出卖了全部的劳力和精力，到头来只剩得自己面黄肌瘦皮包骨。拿了几块钱，不够吃几餐饭，索性一个不收，她愤慨已极，把钱扔下就走了。

不久，长沙第一女师马校长来了信，寄给她一些钱救了急。马校长说，他已给黄彰的父亲写了信，要他寄钱供女儿读书，如果不寄，就叫他放弃父女关系，并将把他女儿呈交湖南省教育厅负担。父亲怕丢面子，只好让步，寄来了七十元，她才进入东亚日语学校补习日语。

“五四”运动在祖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科学、民主的大旗，“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反响极大，不少人纷纷回国投入斗争。她因经济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回国，但精神上却受到“五四”浪潮的振奋。

从东亚日语学校结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日本女子最高学府——东京御茶囗水高等女子师范的大门。从此，生活露出了笑脸，一条坦途，向这个飘零异国的孤女展开着。走上去！那里五彩缤纷，那里有成功和光明！

二年级第二学期，她选的是生物为主，数理为副，从此和显微镜、解剖器械结了缘。忘记听了谁的话，她课余猛读起美学来。又听人说“哲学能解决宇宙间一切问题”，于是她在课余又学了哲学。后来，她又认认真真地学了两年佛学，能看《法华经》和《华严经》。

考取女高师，是官费的。在这之前，仍靠课余劳动维持生活。有时做家庭女佣，有时在街上卖水，最多的时间是“挑码头”。她每天从下课一直挑到晚上。四个小时挑八十件，收入可供三四天的生活开支。后来，她因病留级，停了官费。日中联谊会通使和东京的中国青年会马干事介绍她到美国牧师司坦勒家做工。她住在浴室隔壁一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小屋里当了下女。

司坦勒太太家里共七口。七口人的家务事并不轻松，每人一张床上薄薄的毯子、被子六七件，要一张张、一件件叠整齐，要擦地板、家具和门窗，这就占去一个上午的大半时间；然后去买菜、寄信、送信……每个孩子一天换下几套衣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