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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位不知名的人用一张旧报纸包了文物，放进一个手提的旧布包，选一条最不引人注意的通道，慢悠悠地离去。不多久，他已坐在房间里，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着文物出神。他的思绪飘在遥远的年代，爱怜万分地盘旋在艺术家的手指和心灵中间。多年下来，历史、文化、书画、器物已与他魂魄与共，他的眼睛已能发现那些最让人震颤的细节，他会暗自狂喜，也会深长叹息。他愿意关紧房门，在物我两忘中为艺术输送进自己的血液，然后，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一些人，于是我家的电话铃响了，传来他低缓的声音。

他年轻时也上山下乡，来到边疆，来到地图上难以找到的沙漠深处。后来又孤独地流浪万里，直到改革开放，他时来运转，成功地创办了企业，先在国内，后在欧洲。但是，正当他的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心底的文化欲望再也压抑不住了，毅然关闭了旗下的全部企业，开始了阅读、写作和文物字画鉴赏生涯。

我到过他家，发现书画器物在他那里，不是财富更不是奴隶，而是客人。小心翼翼地善待这些贵客，亲自写文章揭示它们的价值，也允许客人们走动，而不严锁密守，在他看来，让它们流散在无知的瓦砾中是一种埋没，让它们紧闭在私人的暗仓中也是一种埋没。

一年又一年，他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又出版了专著，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发言权，已不在一个专家之下。一些高层次的文化报刊，都在期待和争夺他的文章，而他对于文坛，却仍然是一个陌生人。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像他这样身处文坛之外的“文化陌生人”越来越多了，我曾在一篇文章上指名道姓地写过，一位公司董事长写的散文集，水平绝不低于获奖散文作家，几个行政管理人员的文史研究高度，会使大学教师汗颜，甚至几位高层经济官员在西方音乐戏剧上的鉴赏力，也不在专业批评家之下。而最要命的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企图混迹文坛，加入某个协会，参加某次座谈，或得个什么大奖。这对至今还自以为是的文坛，不知意味着什么？

就我的这位收藏家朋友而言，文坛对他陌生，他对文坛也陌生。他经常惊讶而气忿地向我提出种种有关文坛的问题，有时也准备写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再陷无聊。对他这么一个要么中止、要么高效的人来说，太知道无聊是什么。我劝他，文坛的事，最好看也不要看，想也不要想，这与你心目中的文化，基本没有关系。你还是沉浸到汉唐遗韵、明清风采中去吧，过一阵，真的有了文化界的什么好消息，我再告诉你。

——读《亦孚藏品》

世纪之辩

本世纪很不平静，战乱多，变革多，因此辩论也多。有不少辩论，在驱除谬误、开发民智上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也有很多辩论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早就设定结局的批判，一种居高临下的宣讲，一种不要仲裁也无法仲裁的混战。

在无序的环境中，那些自以为最会讲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谎言和恶语，使人们更害怕辩论。“何以息谤？”曰“无辩”。但在无数善良人的讷言无辩中，历史被歪曲，是非被颠倒，理性被蒙尘。

即便是许多正派的学者，由于缺少正常辩论的训练，立论时也很少考虑到另一些可能，另一种思路，只能正面阐述，无法应付驳难，甚至一遇到驳难就以为有人作梗，顿起意气，造成一起起不愉快的事件。

这一切，都需要普及一种科学而正常的辩论演示，这种演示中，有平均的机会，有公正的裁判。辩题的观点和立场只作为一种抽签而得的话题，围绕着话题而衍发出来的逻辑力量、心理素质、平等意识、共处观念、临危风度、应时智慧等等，却是更重要的比赛项目。

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居然有亿万电视观众在观看这么一种辩论，不是像中国先秦纵横家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也不是像古希腊的雄辩家那样具有深刻的哲学目的，而只是为了展示一种公平地在对手面前阐述自己观点的程序和方法，这是这个世纪的其他任何时候都难于想象的。

这次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赛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显然又不能评价太高。一切还都处于试验阶段，可批评和可研究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大概受了几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影响，仪式性的表演远胜实质性的较量，事先准备多，当场急智少，各自阐述多，短兵相接少，剑拔弩张多，君子风度少，零碎机敏多，整体智慧少。这些毛病的改进，还有待时日。谁都知道这些毛病不属于哪个辩论队，而是属于我国知识层的总体素质，暴露一下，是好事。

写到这里，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