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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话题也不记得。只知道她总是这么开始的：“对了，从前我在做二厨的时候……”，或者是：“以前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在买卖房屋的时候……”

我的老天爷，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她的声音并不特别低，却总能在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和顾客喧哗声中递进我耳鼓的深处。她说话的时候也全然无意以她那丰富的工作历练向我炫耀什么，或训示什么，反而像是在和我一道打开一扇又一扇朝向世界的窗口。每一扇窗口外面都有一个让我们同样感到惊奇、诡异、灿烂、美好或滑稽的人生景致。坦白说，我从来无法想像的“另一种生活”忽然就在这个夜晚汹涌澎湃地朝我冲袭而来。前所未有地，我终于知道“社会”这两个字强劲饱满的意义。有那么几个瞬间——在我喝到不知第几杯“螺丝起子”、“血腥玛丽”或“龙舌兰日出”之后——我想起了小五，随即在同一刹那自骨髓深处涌出一种莫名的愧疚或嫌怨之感。好像我在替小五自惭形秽一样。和红莲比起来，小五的娴静温柔乃至美丽都变得那样平庸、俚俗、小家子气起来。（小五此刻一定在她家客厅里那架只能映出红蓝紫三色的彩色电视机前面织织钩钩着什么东西罢？）这种替小五自惭形秽的感觉不多时便会浮现一下，且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令人烦恶、越来越让我恐惧不安起来。我不时地抗拒着这感觉，但是抗拒只会使它更延滞、更清晰——最后我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它其实和小五一点关系也没有！此刻尽管小五的确在家里打着毛线、看着电视、跟着庸俗低劣的电子影像哭哭笑笑，然而我在红莲面前所意识到的愧窘只不过是我对自己的不满，却把它转移到小五身上而已。

明白了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什么；相反的，这只能使我在酒精浸透了的意识里更加嫌厌小五和囚禁小五的那个监狱古井一般的村子，以及更加嫌厌我自己。然后，我狂暴地呕吐着了。

19　铁头昆仑

然后，我无须进入一些琐碎的细节——诸如侨生们在My　Place与人发生一场口角和厮打的冲突、我如何仗着中学时代随彭师父学到的一些其实不堪一击的三脚猫功夫加入战圈，乃至被人用啤酒瓶敲昏了脑袋的过程。这中间的过程太快也太复杂，我只记得打了一个穿黑西装的家伙两拳，一拳打上他的太阳穴、一拳打上他的胸口，那人文风不动，我的指关节却仿佛一一松脱了。当我再度醒来时已经躺在马来西亚的怀里，他的鼻血不时地滴在我的脸上，坐在马来西亚右边的泰国轻轻拍着我的腿，叫着我的名字。马来西亚左边的越南似乎是醒了，怔眼望着似乎是窗外飞快移动的街景，嘴里不停地叨念：“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的。”接着我才发现，我们的确窝在一辆奔驰如电的车上。缅甸在前座一语不发，开车的是完美的红莲。

事隔多日之后，我再次遇见那几个侨生时，他们都带着一种诡谲暧昧的笑容看我，有的还像是忍禁不住地爆笑出声，然后——一点也不嫌弃我身上的气味地——走到离我近得不能再近的距离，问我：“爽到了罢？”还有人重重地往我肩头擂了两拳。

他们说的是红莲。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面，什么爽事都没发生。我脑子里残存的几个场景——有些连顺序都未必正确——不外是缅甸打开宿舍大门，放我们所有的人进去。我当时像一麻袋大便那样给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抬在臂弯里。接下来的一幕是红莲说了句：“他的头还真硬。”以及众人大笑着散去，关上房门的一节——他们关门的劲道大得像要把我的头骨给撬开一样。再接下来是红莲扫地、擦桌子、整理书架——要不就是她先把我外衣外裤脱了，拿不知哪里搞来的一条湿毛巾替我擦了个澡，之后才扫了地、擦了桌子和整理了书架。或者，她是先说了一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才替我擦澡和扫地、擦桌子、整理书架的？老实说，我根本弄不清楚那一夜是如何过去的。我只知道她一面骂着“怎么可能有人过得像老鼠一样？”一面把我和我的房间变成我完全不认得的模样——我一直想阻止她做下去，可是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此外，我唯一记得的是那个铁脑袋瓜儿的故事。红莲说我的脑袋瓜儿硬得让她想起那个故事。不过不同的是，人家的铁脑袋瓜儿是熬炼出来的，我的却是死书读出来的。

铁脑袋瓜儿叫欧阳昆仑，是山东泰安人氏。欧阳昆仑原先还只是个两岁大的孩子，脑袋非但不铁，连囟门都还是软的。民国十七年，欧阳昆仑的父亲欧阳秋带着一妻一子从山东南下，千里迢迢奔赴南京参加一场名为全国武术考试的擂台大赛；实指望凭他一身北派螳螂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