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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孤证”之书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则高阳是否以为时隔二十余年形移势变、事过境迁而胆敢以身涉险？按诸数年后高阳在荣总突然病况加剧、骤尔亡故的结局看来，宁非与《肉笔浮世绘》所可能揭发者有着草灰蛇线的关系？

这样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来越知道高阳以半部充满了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残稿交付于我的用意。他的欲语还休，为的只是召唤我、诱导我、启发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认真读完的书籍里拼凑出早已存在着的答案。许多曾经有意无意获得那答案之中极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经书写，然后亡命无踪甚至死去。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让我们回到“理想的读者”这个语词。先前我在提到这个语词之际曾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我是这样说的：“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我当然可以就亟欲淹灭和“周鸿庆事件”相关历史的诸般行动来指称，这“理想的读者”就是洪达展。一个拥赀亿万、高踞庙堂、隐身幕后，处心积虑要并吞老漕帮的野心家，一个企图结合情治单位重建特务统治、拉拢百数十年来地下社会大小新旧各械斗团体的罪魁祸首。他是童话故事里的恶狼、宫廷传奇里的毒龙、历史寓言里的杌、江湖轶闻里的魔头。然而，这并不是高阳所期许于我的事——他恐怕并不以为用作品勾逗、触犯甚至挑衅一个无敌的恶棍会是书写者最终的目的。我反而认真地相信：高阳的残稿是在考验我拼凑答案的创作过程。

在火车即将抵达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车，我甚至以为可以永远不必下车，而永远沉浸在构思这部《城邦暴力团》如何展开的摸索之中。我也不会知道，当我立志以一部小说去“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并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团》繁复的历史背景和诡谲的斗争阴谋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那样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让一个又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疑问与迷惑犹如夜行列车外不时闪烁的灯火，逐字逐行点亮，吸引我蹒跚走过原本已经归于阒黯、归于寂灭、归于遗忘的时空。

那个“理想的读者”或许也会找上我，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等待——这是另一个我在火车上尚未及知晓的谜——他会等多久呢？而我只能说，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

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是一个总的题目，它包括了六个未完成的片段，每一个片段又都是过去八年以来我亟思取代最初那一幕“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的一次尝试。可惜的是，它们都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我不能完全归咎于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的成员或恐怖分子，毋宁可以说，它们其实更应该是《城邦暴力团》的结局。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老大哥带我去台中的那一次，我十分庆幸书袋里装着的不只是七本绝版书、一叠残稿，还有一个我们村上徐老三送给我的黑皮小册子。那是一册用来检索台湾各地黑道堂口的对照表。标号“七二”者并不在第七百零二页上，而是表示第七个区域里的第二个堂口。第七个区域是台中市，第二个堂口则是位于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时我们一行五人一字排开，坐在一家麦当劳速食店门口的两张欧式长木椅上，连同占着个座位的麦当劳叔叔石膏像，一共是六只傻鸟。老大哥一面死命搔抠着白发、搓出一阵径足半尺有余的雪花头皮层，一面自责地叹道：“怎么忘了呢？怎么跟老鼠似的呢？怎么撂爪儿就没影儿了呢？”旁边几个老大哥的助理仿佛全然不关心老大哥和我的问题，他们口啜可乐、冰茶、柳橙汁，你一言我一语议论骑楼下穿梭来往的女孩子们的乳房大小、腰腿粗细以及夏布衣裙的长短。间或会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