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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

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想造反。

大学士杨廷和文人老姜，亲自与江彬寒暄，常常没事人一样笑谈，使得江彬不觉有异。

明武宗崩后，杨廷和秘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派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

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祭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

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

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

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拥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拔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罚送功臣家为奴婢。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数计。

平实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己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的乱政五年，远远不及。

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耿耿忠臣，绝无为己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什么“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

零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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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万事浮生空役役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

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

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

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帖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

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

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

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大礼议”——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

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子。

朱厚熜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祐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熜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熜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熜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熜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