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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某离开钓鱼台后，立刻去见江青，把康生的话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晚上，江青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张××这么一个人。

谢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没问题，不论死活，都一下给您找到！”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谢富治只好点头：“好的。”

但是，谢富治没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让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张××时，这个人已经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行凶者，正是两个月后越境逃苏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博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军帽。”

根据这个叙述，可以想象傅索安当年乃是一个比较俏丽的高个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农村认了一位“干娘”，这个举动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傅索安鉴于当时特别讲究“家庭出身”，而自己并非出生工农兵家庭，底牌不硬，所以在讨论总部领导班子时，采劝让贤”方针，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统统让给别人，她只担任常委，为七人领导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这个常委却有着决定整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方针大略的权力。她所让贤推举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视她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会上她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根据傅索安的布置，“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并了本校的十四个造反组织。到1967年8月，“横空出世”的成员已达一干一百多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造反组织。

“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