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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蒋介石在3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其实，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那么“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

第三，从战略上看，两线作战导致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力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进攻红军。这种两面作战、南重北轻、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惟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热河守将汤玉麟在张学良严令抵抗之下，仍然弃城而逃，导致热河战役失利，日军以　108　骑占领承德，此事导致张学良下野。那么蒋介石在这期间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显然，蒋推三阻四，不但自己不肯北上，调动中央军也推三阻四，两个师的军队到达时，热河已经沦陷。话又说回来，蒋也有他的难处，他的大部分军队在围剿红军，哪里有精力北顾？！

第四，从战术上看，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终至败局。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仅就热河而言，其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4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机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采取伏击，或派出小分队，敌进我进，打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可惜国民政府军队不仅根本没有这样做，而且最高指挥机关也从未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长城防御时，线长空隙多，局部的出击是能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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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原因（2）

第五，从装备上看，日军装备精良，火力强；中国军队装备差，虽有优势的地形和杀敌的勇气，但在敌强大的火力下，徒增伤亡。日军的作战装备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作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日军步兵有“精利武器”可恃，攻击某处，“必集结炮兵破坏华军防御工事暨其守兵，然后步兵以飞机与战车作掩护，攻击前进。此乃新式用兵”。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大相径庭。以第29军为例，该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队（如第2、第25、第83师），装备和日军相比也差之甚远，何况仓促上阵，没有准备。第25师上阵的，土兵还是“赤脚草鞋”，第2师的“轻机枪还在仓库里”。该部守备的古北口、南天门险要地段之所以被日军攻占，日军的优势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差，就是包围了日军也不能歼灭。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包围2日，由于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击歼灭，只得放弃而归。日军强大的火力给中国守军很大的杀伤。据战后统计，中、日伤亡的比例为15：1，可见中国军队在日军火力下伤亡之大。消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装备，使守军不得不依赖长城这个古老的工事进行作战，落后的战术思想和过时的防御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