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页)

得直摸下巴。

李家轩却发现有点儿不对，抽抽鼻子说：“什么味儿？讷臭！”

低头一看，原来小迷糊刚才踩了一脚猪屎。大伙儿就起哄：“去去去，叫梁燕眉给你刷干净！”

这个晚上，男子汉们都有点睡不着。看书的，想事儿的，谁也不愿意关灯。小迷糊拿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乱翻，专挑“泌尿生殖系统”一章看，看了半天，啪地一摔书：“妈的，女的也长毛啊！”

老龚赶紧一伸手，拽了一下拉线开关，熄了灯：“人家怎么说你们？不要太肮脏啊！”

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像王朔说的，是一条河，淌着淌着就浑了。

11

古话说：“敝帚自珍”。还有一句是“腐鼠成滋味”。说的都是一个理儿，那就是：东西是自己的好。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坎坷而平淡无奇，在今天这个金碧耀眼的时代里，灰不突噜的，不值得翻腾出来。但我却割舍不了，越老，就越“时时勤拂拭”。因为，我心里总不甘呀，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的好多同龄的弟兄们，现时就在街上蹬三轮儿。蹬三轮儿，固然是光荣的劳动，但是看到他们被交管撵得四处乱窜，我心里总是难受。我们在戴红领巾时，喜欢的是装半导体收音机，玩的是海军旗语，是想当工程师、当海军少校的料。儿时的理想，本不算虚无，因为那时城市里就极少有蹬三轮儿的了，再光荣，也轮不到我们去蹬啊！

命运在1966，摧枯拉朽。当我们还是初中一年级的花季时，大风就把一树的花儿都刮没了。

人们鼓动我们说，把你们乘坐的船凿了吧，船上有妖魔鬼怪，凿了，咱们来造新的。我们听话，七手八脚就凿了，还挺痛快。但想不到，我们毁掉的，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风浪一过去，农民还是农民，工人还是工人，而我们学生却不再是学生了。唯一掉到冰海里喝苦水的，是我们。再想想过去那船，有什么不好？那样舒服的日子，我们还要闹，我们的确是吃饱了撑的。

在我们这一届里，数学天才多得是。老师的课根本不用听，初一的下学期，大伙就在自学初三的课程。像小迷糊、李家轩，虽然出身三马路的小胡同，但都是聪明绝顶，连最苛刻的数学金老师，都对他们笑脸相待。假以时日，没准儿将来就是半个陈景润。文革一来，大翻盘了，数学还有什么用？清华、北大，全成泡影。天才，就这么毁灭了，还要半辈子遭少壮们的耻笑。

接着来说我们集体户。春节前，学校又给我们户塞进了一个游兵散勇。这个后来者，在文革前，是班上的一个人物。他是我们的班长，叫房援朝。我们这一茬，都出生于1952年，他这名字，是纪念我志愿军支援朝鲜的。

老房是工人的儿子。那年头，工人的概念挺广泛，国营大厂一月挣80多块钱的高级技工，叫工人。街道小厂里边，一月拿30来块的，也叫工人。这两种工人，差得可是太悬殊了。高级技工，离贵族其实已经不远，那年头，教授也不过才挣120。

老房的爸爸八成就是街道厂的，钱紧，而且不是一般的紧。上有俩老人，下有四个孩子。老房的妈妈没工作，家庭妇女。30来块钱养活八口人，得有多费劲儿？我们那时候想象不出来。

我以前去过老房家，一间小趴趴房，全家人挤一个炕。家里还养着鸡，人人都不闲着。老房的妹妹放了学要上菜站捡白菜帮子，剁了喂鸡；老房的弟弟就上铁路边去捡煤核儿。喂鸡，是下了蛋好换点儿零用钱；捡煤核儿，是因为烧不起纯煤，要掺上煤核儿，能省俩钱儿。

一家子穿的都是黑棉袄，没色彩，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只有老房穿得像样一点儿。老房现在是中学生了，清华后备军，住校，平常回不了家，原先他干的活儿，就由弟弟妹妹分担了。

他人缘好，一张大中华的脸，挺憨厚。从来不以告密邀宠，文革前在班上挺得人心。文革中，没工夫跟我们一块儿胡闹，就在家打零工养家，两年多年都没到学校来。我们下乡了，他都不知道。后来班主任费挺大劲，才在贫民区找到他家，特事特办，把他补充到我们户了。

老房很低调地来了，行李不多，被子是旧的，很寒酸。但他的到来，加上其他外力的影响，使我们户出现了分化，酿成了一幕悲喜剧，却是让人始料不及的。这是后话。

老房一来，老同学相见，大伙都挺亲。我们户原先只有一个女户长，关美玲，她固然人情练达，但我们男生都不大服——女的怎么能管男的？老乡们也觉得别扭，集体户怎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