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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孩

那个男孩叫马越，如今在贵州。照片上，马越比孟运个子要高，年龄也大两岁，模样也招人喜欢，是个小“帅哥”。

我那年快6岁了，那天一大帮孩子每人抱了一只鸽子，我特调皮，老师怕我不听话，就给了我一个红蓝铅笔头，我就特兴奋，光顾玩这个铅笔头了，鸽子也跑了！后来到真拍的时候，我就没法了。可是阙文叔叔觉得我好玩，就跟另一个孩子说，能不能把鸽子“借给”我，我就这样又有了鸽子。现在从照片上还能看见我的左上兜儿里还露着铅笔头呢。

招贴画出来后，马越的名气也很大，收到了上千封信，还有许多人去看他。北海幼儿园也名气大增，参观的国内外宾客络绎不绝。马越经常被拉出去参加各种活动，坐上小汽车，俨然是个小超级明星。

我那时收信都是论麻袋的，回信都是老师给代写，我签个名。后来我太调皮捣蛋了，父母就在假期人家都玩的时候送我去挖煤！认为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要改造我。

1953年他上了小学，同学们都知道他就是明星，对他有很大的好奇心，但马越却听得太多了，变得随意，没有礼貌，不守纪律，打人骂人。渐渐地，同学们也就疏远他了，少先队也没入成。小马越感到了孤独，自卑。三年级时他转到了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在这里，马越转变成了一个好孩子。马越入了少先队，为此《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马越入了队》，可见那时对他有多么关注。但是事情还没完。

1956年，马越的父母给共青团北京市委写信说：“我们的孩子马越10岁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极为调皮、傲慢不驯的孩子了，学校里都不愿意要他，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请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吧！”团市委很重视，派《北京青年报》记者于文涛去了解。于文涛写了一篇《马越成长中的风波》刊登在该报上，随后《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又转载了，不久作家冰心写了一篇《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大规模的讨论。

马越确实变好了。他高中毕业时已经连续两年获得北京市中学生优良奖章。

当时北京市招生分数最高的清华附中只招160个学生，其中一半是保送生。马越说：这剩下的80个位子我也要占一个！果然如愿以偿。凭着马越的条件，考北京的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马越觉得自己在北京太“出名”了，应该到一个人们能够忘掉他的地方去。于是他就报考了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学习直升机设计与制造。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国防基地当技术员。后来在贵阳市警察学校当老师，后任副校长。工作出色，家庭美满。

在美术史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优秀的宣传画都是艺术家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题材更加广泛；形式更加丰富；世界性的宣传画展览活动十分活跃。画家们创作了许多紧密配合形势的优秀作品。……如阙文的《我们热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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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1）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出的号召，还亲笔题了字。雷锋在中国的影响今天还在继续，但是关于雷锋在美国西点军校也成为榜样的事，经过有关方面的考察，根本就没这回事。抚顺的雷锋纪念馆有各国人来参观，他们不仅参观，还经常“冒昧”地提问题：不是说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怎么会有这么多他在做好事的照片啊？

为雷锋拍过照片的人不多，雷锋在部队时给他拍照的人都算上，也只有8个人。除了军报、军画报的摄影记者以外，跟随雷锋拍摄照片最多的有两个人，他们是张峻、季增。前者曾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后者在该工程兵下属的工兵十团俱乐部，放映、摄影、宣传他一把抓。这两个人各自为雷锋拍了200多张照片，其中流传最广的有这样几幅：雷锋在读毛主席著作；雷锋在擦汽车；雷锋手握冲锋枪的半身照片；雷锋在为战友洗衣服；给自己补袜子；送老大娘回家等等。由于那个年代广为传播的一些照片不署名，而且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大家也不去记哪张照片是谁拍的，这就在无形中为日后的版权问题埋下了不平静的种子。在雷锋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雷锋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理想的榜样的时代，在日渐尊重个人权利的文明社会里，在一个法制日益健全的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