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1/4 页)

侦察队到达了7000米的高度，为贺龙元帅提出的“三年内要从珠峰北上南下”的计划作准备。时间预定在1967年向珠峰冲刺。

“最高”的照片（2）

当1967年侯生福们扛着行李到国家体委报到时，眼前却是一片片大字报。懵懵懂懂之中，侯生福和其他骨干们又回到了西藏，登山的计划早没人提了。营房里一片萧条，训练场杂草丛生，没有歌声，没有运动员伙食。怎么办？侯生福他们就自力更生，发挥早先的种地种菜技能，解决生活问题。用掰手腕来练手劲，用抱石头来代替负重行军。

这样的生活情景一直到1972年集训开始。而在1973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成立时，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7岁了，真正的合适年龄应该在30岁以内。经过国家体委上报国务院批准，登顶的时间定为1975年。

珠峰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南面的热带暖气流被挡在了珠峰南侧，北南相差很大。从北面登顶难度大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队的目标是一次10人以上，其中要有女性，要从北坡登上。这几个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难度也是世界第一。1975年时侯生福已经是36岁的人了。即使是从事最轻松的体育项目，这个年龄也没有多大优势了。

1975年3月18日到3月24日，中国珠峰登山队进行了第一次高山行军，有133人参加，目标是登上6500米到7700米，作适应性锻炼，完成运输任务。我这时已经是教练了，在登山队，很多人既是教练又是队员，教练尤其要走在前面。这一次的行军有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当时他只有32岁，刚结婚40多天。由于他殉难的地方离大本营较近，指挥部就想法用牦牛把他的遗体运了下来，掩埋在冰雪中。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许多登山队员是“死不见尸”的。

天气骤变。天天有风雪，风速相当于12级台风。我们只好在7000米处待命。队员们很多人都冻伤了，自然减员很大。风雪中的几天真难过啊，总算听到了4月17日到19日可能有好天气。指挥部重新组织了人马，我被安排到侦察修路组。这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差事，也是最能考验人的位置。这个组共有12人。

到了7700米时，只剩下5个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老毛病痔疮犯了。肠子也出来了，肛也脱了，我疼得要死。指挥部把我用牦牛送下山，到八一医院治疗。这时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邬宗岳遇难的消息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中国队第二次突击登顶的计划也失利了。我再也不能在医院里躺着了，5月16日早晨，我拖着还没有恢复好的身子回到了登山队。

侯生福的身体还不行，但意志坚强。他不仅成了登山的主力，而且身兼多职，其中一项是硬指标：拍三部电影。一个是攀登的纪录片，二是以大自然为主的风光纪录片，三是一部科教片。由于世界之巅的任何资料都具有宝贵价值，而科学家们又很难上去，所以登山队就必须肩负这样的任务，把看到的东西全部拍下来。而此前侯生福就接受过这种摄影技术的训练，可以熟练地使用电影机。但是如何在珠峰拍摄则是另一回事了。想一想，一个人又要登山，还要拍摄，还要当半个科学家，真个是人类的极限。从此，一个报话机，一个美国产的保来克斯电影机就成了他贴身的装备。

我压力很大，出发前国家领导人就特别关心这件事，又是讲意义，又是提供物质保障—这样一次登山的花费是巨大的，据说每次登山的费用大体相当于办一次全运会。电影机上有三个镜头，可以旋转的那种。用手摇的方式上弦，没有电池。为了保证拍摄顺利，我把另外两个镜头给封住了，只用一个标准头。我还背了4盘彩色胶片。登上去的过程我就不说了，到了顶上风特大，根本站不住脚，我就用冰镐扎在冰上，把电影机挂在上面，我趴在地面上拍。手冻得直哆嗦，为了拍好，我干脆把手套摘了，这样手感会好点。回去休息时我再按自己的办法按摩才能恢复。

终于登顶了！这几十年的梦想实现了。1975年5月27日14时30分，我通过断断续续的电波向大本营报告：我们，9个同志，已经，胜利，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峰！大本营激动焦急地问：一号，一号，如果9人都上去了，你就回答，是，或，不是。我说：是、是、是，我们9个人，都上去了！

顶上是个馒头状的地形，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第一排的人能看到全身，后面的人就被挡住了。拿电影机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必须不停地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