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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的兴奋之际，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那张照片。

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119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先生的祭品。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

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广州民国日报》、香港《大众日报》等先后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及《鲁迅遗容》等照片。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沙飞曾对画家、族亲司徒乔说，在鲁迅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十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广西日报》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

“……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恢复军籍党籍。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70年。

尾声

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

艺术家的一生也许是注定要坎坷的，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沙飞以一种传奇般的方式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从此无声无息，默默地长眠，听凭着岁月冲刷着自己曾经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