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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确实无法断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国把苏俄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忘却，无保留地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斯大林的统治究竟会温和多少。无法说：不断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会使俄国的领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学说而相信他们已毋须害怕再有来自西方的干涉。无法说：如果英法按照一项为期颇短的政策行事，认真对待李维诺夫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世界的命运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俄国是否会相信确实可以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其所以无从说起，乃是因为这一切都从未有人尝试过。不管是好是坏，却从来没有给俄国一个机会，让它抛弃教条主义的镣铐；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铐得更紧了。西方大国所干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协定为尤甚——都向俄国人证实了他们对前途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

因此，在1938年，苏联领导人就相当肯定地认为张伯伦会和希特勒缔结某种条约；那年秋天张伯伦果真这样干了，这就生动地证实了俄国领导人的预见，他们就更加用这种观点看待整个局势了。但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联政府显然还没有最后地、一致地接受这种观点。在希特勒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英国政府对待这一横暴行动所持的态度可以通过一些（不是本章涉及范围的）事件看清以前——克里姆林宫似乎还抱有某些希望，以为英国的自身利益会起作用，或者也许是英国的左派会起作用，尽管为时较晚，亦终会根据俄国人自己已在极力主张的路线同意搞集体安全。无论如何，在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李维诺夫还在主管外交人民委员部，六个星期以后，到5月3日莫洛托夫接任时他才离职。尽管缺乏真凭实据，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个日子必须被看作是英苏关系的转折点。李维诺夫主张集体安全，而且看来在探求集体安全一事上他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放手处置的权力。人们只能假定，只要他不下台，克里姆林宫的某些分子就不会放弃制止希特勒的希望。这就是3月15日前夕的情势。

根据1936年12月5日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最高苏维埃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在它休会期间通过的法令经其批准即成为法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它负责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现行法律、颁布法令，并有权撤销全联盟人民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后均称部长会议）同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它任命武装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有权宣战和宣布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它有权批准和废除苏联缔结的国际条约，任免苏联驻外外交代表。但最高执行和行政管理机关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则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

苏维埃国家的宪法徒有其表（连表面的民主也不完全），真正的独裁权力是由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掌握的。根据党章，“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事实上，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4年，八大召开于1939年）。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还指导中央苏维埃和各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党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中的这三个权力最大的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

政治局决定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决定苏联的政策，因为党决定的政策是交给人民委员会去执行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但一般是十二名左右。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据有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职务，同时各人分别负责几个次要的部。因此，他们就是以这种职位去执行他们在自己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的政策的。有几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这个最强大的机构的核心，在1939年的时候是同1934年一样的。它的统治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委员会施行的暴政，斯大林在这些专制统治者中最有权势，但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