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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一起，相互团结，才能解决生存问题，如在中国西部许多缺水地区，集体仍然是获取水资源的惟一手段。但组织结构复杂自然会加大管理成本，这在不计效益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司空见惯，为的是实现低工资普遍就业。稍年长的读者都知道，这种体制还是我国很长时间内的公民生活资料分配形式，所谓“单位”，既是生产的组织形式，也是生活的组织形式，个人离开了单位，显然将一无所有。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少，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上就形成富有个性化的法国自然经济，如葡萄酒、奶酪等生产者，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个农村自然户。当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国，公民的任何生活资料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没必要对集体有所依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法国人生活水平高、假期多，要维持这种生活模式，受雇的个人必须一专多能，这是保证法国实行高薪金制的前提。从管理学角度讲，组织架构越简单越有利于责任到人，并强化个人在任何组织系统中的作用，人人对岗位和程序负责。许多在法的中国学者经常对我说过，国内人际关系复杂，法国人际关系简单，较少浮躁和功利主义现象。细想很简单，就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差异。法国人竞岗上班，招聘是公开的，职务描述很清楚，一旦应聘就有一份权利与义务的合同，其中包括未来发展空间。职业感强，珍视工作岗位。按程序办事，讲章程、法制，不需要通融，只向工作规程负责。平时既不需要刻意与领导、同事处好关系，也不要整天刻意加班加点，求得什么好感，对人的考评是业绩，而不是非岗位描述的其他因素。这种组织架构我们过去讲得较少，我认为这是法国个人发挥作用的机制性保障。但中国独特的管理文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人的协调能力。当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法国人明显表现得不够灵活，常常教条主义十足，而中国人又显得过于灵活，变通能力很大。有道是，在中国没有容易办的事，也没有办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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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中法文化差异（3）

诚然，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谁也不能就中国的集体主义和法国的个人主义评判出孰好孰坏，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许多法国朋友，包括政治家们对中国的集体主义羡慕不已。世界著名的思想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佩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曾多次说过，正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精神，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阿尼尔市长阿希尔曼也向我说过，如果法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国家至上，法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但也有中国在巴黎的学者对我说过，过分依赖集体，将降低国人的主观能动性，从长期而言，对一个竞争中的开放社会和国家是不利的。

由于法国人注重个人的首创性，似乎天下没有他们干不了的事情，在世界任何角落，总有一些艺高胆大的法国人在干他们想干的事。阿富汗战争刚结束，年仅22岁的玛丽·　德·波旁小姐就来到喀布尔建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NGO。读者一看名字就知道，她是波旁王朝的后裔，还是位公主（Princesse），我问她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只身一人来到兵荒马乱的喀布尔。她对我一耸肩，说了声：“我愿意”。她还问我，2010年上海世博会要不要志愿者，她现在就想报名。果不其然，她说到做到，马上给我寄来了简历。我由此想起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说起过曾在30年代发现北京猿人的法国神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故事。这位法国神父只身来到中国，从当时的北平乘火车到琉璃河车站，然后改骑15公里小毛驴到周口店主持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在当时的旧中国，田野工作相当艰苦，德日进吃不好，住不好，还要以骑小毛驴代步，他还就此学会“嗒”、“驾”、“唷”的吆喝骑驴或骡的本领。我想，无论是波旁王朝的玛丽小姐，还是法国神父德日进，这些独往独来的“蝙蝠侠”之所以敢闯遍天下，凭的就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说到这，我还有一位法国摄影师朋友，叫吕布里内埃（Lubliner），也是位艺高胆大之徒。他在人类进入千年之际，一天拍摄一张埃菲尔铁塔，张张都有特色，在法国很有影响。这次法国在华文化年，他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游说了法国各个部门，包括法国著名的珠宝商宝诗龙（Boucheron）和法国著名报纸《世界报》。他就像一个“蝙蝠侠”，经常往返穿梭于中法之间，终于与上海东方明珠塔签约合作举办其展览。我问他，如此执着，万一最后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