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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说：“如不转移，两侧的敌人迂回上来，更加不利。”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方面军退出黄安县城，放弃在黄安地区与敌作战的构想，转移至七里坪。

困境中的红军出现了迫切求战的急躁心理，大战连捷后的指战员不甘心委屈后退，不忍心看到自己打下的苏区被蹂躏，他们渴望一战退敌。徐向前滋生决战之心，他看好七里坪的地形，看好老苏区的人民，此外他也冷静地看到了红军的疲惫和兵锋渐钝的颓势，于是下达了作战令。

轮到徐向前犯错误了。

8月14日，七里坪战役打响，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著名的恶仗，双方都抱着寸土不让的决心，毫无保留地投入了全部精锐部队，在倒水河两岸展开了生死决斗。

作战初期，红军取得了成功。徐向前采取防守反击的战术，先是沿悟仙山布防，乘敌仰攻之机，予以重大杀伤，然后趁敌动摇溃退之时，以泰山压顶之势尾追反击，徒涉倒水河，突破敌前沿阵地，迫使黄杰带领的第二师全线溃退。陈继承急令第二师向第三师靠拢，退居笔架山，另催第八十师火速增援，他本人亲自赶到笔架山督战。陈继承把数万人马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赌在笔架山上。

笔架山，山高如笔立，易守难攻。但是，红四方面军拿出以往不惜力、不怕死、不要命的狠劲，入夜展开贴身肉搏，一步一个血印地向上挪。一个夜晚，两军肉搏十余次，几万人混战在一起，人影依稀难辨，铁器的撞击声、利刃入肉的穿刺声、战士的咒骂声、伤员的呻吟声清晰可闻。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这场战斗本来可以以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最后却败在一个人的手上，他就是卫立煌。

当黄杰第二师全线溃败之时，国民党西线纵队召开紧急会议，陈继承与各师长都主张退兵，惟有卫立煌主张坚守，双方争执不下，只好请蒋介石裁决。蒋介石赞赏卫立煌的意见，命令部队麇集笔架山坚守待援。

15日，天色将明，经过一昼夜激战，红军五个师再也攻不动，敌人大批后援部队投入战斗，形势愈发不利，徐向前只好下令收兵。

虎踞中原（15）

七里坪之战，实际上宣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伤亡惨重，鄂豫边根据地陷落，苏区回旋空间被大幅度压缩，扭转逆势的希望日渐式微。

七里坪之战令红四方面军和它的指挥者蒙羞。对于扼杀七里坪战役胜利曙光的卫立煌，徐向前并不记恨，他把战役的败因归咎于自己指挥上的失策。后来，他检讨说：这次反“围剿”作战，在战争指导上犯了许多错误，首先是初战时机选择不当，过早与敌实行决战；其次，不应该屡次与敌正面死拼，打硬仗，消耗自己，应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选择适当的时机与地形，乘敌之隙与疲惫之际歼其一路。

短短几天，张国焘从胜利的巅峰跌入失败的深谷，沉重的坠落感令他惊慌失措，他开始重新判断形势，重新评估对手，重新打量让他成名与挫败的红土地。重新思量的结果，是悲观、绝望与颓丧。

8月，红四方面军北移檀树岗、新集，9月3日与敌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未能阻止其进攻，只得放弃苏区首府新集，向皖西转移；9月中下旬，红军在皖西寻机未果，退出皖西根据地中心区金家寨，南下英山。

行到英山以北燕子河时，先头部队报告：“敌军已抢先一步占领英山。”鄂豫皖中央分局遂在燕子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摆脱绝境的行动方针。

军史上称这次会议为燕子河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蔡申熙、方英、王平章等人。围绕解围方略，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徐向前提出的。他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主力暂时拉向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

他的意见得到了张国焘、陈昌浩和军队负责干部的支持。张国焘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念叨：“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我们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气力了。”

东出潜太的主张遭到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强烈反对。据他掌握的情报，国民党总的“围剿”策略就是将红四方面军逐次逼出鄂东北、皖西，然后向潜太方向压迫，向东转移其实是主动投向敌人预设的陷阱。沈泽民不同意红军主力跳出外线，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