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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两个台阶，进得门来，右侧是一个半圆型的高高的营业木柜，木柜上的玻璃板下，压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都是相照的好，多洗了几张，顺手放在玻璃板下，供顾客作样板的。左侧是一个木制的排椅，供顾客多时等候坐的。四周的墙上，也挂满了照片，像展览馆。这地方，我们常来玩，大都是帮营业员阿姨翻找照片，一高兴，就会给我们一些放照片的大硬纸盒子，可以放元宝三角菱等小玩物，或者干脆撕碎了，塞在元宝里，增加打击的力量。

这里需要特别交待一下，我们之所以在照相馆里拥有种种特权，是因为照相馆的经理、员工几乎全是我们的邻居：经理我们叫镇华姨，外景摄影的我们叫纪叔，馆内摄影的我们叫金大，主管冲洗的我们叫秀英姨。他们的子女，都是我们天天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而这些小伙伴们最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可以带我们去照相馆玩，并且可以拿到用过的好玩的照相材料分给我们。

营业室的后门通向摄影棚，中间的狭小的过道两侧墙上，挂着两面大穿衣镜，是供顾客整理发型衣服用的。后门的正前方是摄影棚，双扇大门，室内放着许多摄影用的道具，有木船汽车等，还有画着四季风景的彩色背景，墙壁是玻璃的，屋顶也是玻璃的，置身其中，光怪陆离，仿佛神话世界。

摄影师金大拍照时神气得像大将军。先是将人的头扭来扭去，扭得心跳脸要冒汗，又把各种灯光调得让你如火烤，再一头钻进罩照相机的黑布里，装好了底片，再出来，一手握着相当于快门的椭圆形的小黑皮球，一手挥着让你朝镜头看，还说“笑笑”，“笑笑”，“好好好”，一切便OK了。只是在给婴儿拍照时，出了一身大汗的是金大。

我们经常在快下班时，溜进摄影棚里，为的不是看别人照相，而是等没有顾客了，金大说还有没照完的底片时，大家一拥而上，争争抢抢，谁要是坐在了摄影凳子上，谁就有了一次免费拍照的便宜。不过这时金大也不扭你的头，也不拍手招呼你，只说一声“坐好了”，就按下了快门。那时我就照了数不清的小照片，也都不当好东西，农村的亲戚来了，都要摸几张回去，又没有镜框、影集，照片都随手夹在书本杂志里，时至今日，竟然一张也找不到了。

在通向摄影棚的过道的西侧，有个小门，门上写着“顾客止步”，门里面有一个小花园，花园的尽里头，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二层小楼，这是照相馆的核心所在——冲洗照片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许进到这个区域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畅通无阻，只有冲洗底版的暗室不放进。修照片的明亮的大房间，是我们的乐园，看修照片，给照片上彩，是件很好玩的事。特别是每次临走时，阿姨们总会送我们一些废胶卷，那一面黄一面黑的长长的厚厚的裹胶片的纸，是叠元宝的好材料，而纸中心的铁轴子，更是制作小汽车的绝佳轮子。其他还有装大底片的厚牛皮纸的盒子，作废的相纸，锡光纸……这些东西，县城里其他街区的孩子，可是绝对没有的，那是我们骄傲于他们的少有资本之一。

在那个对美的追求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年代里，照相馆算是最能展示个性和表现爱美之心的地方了。也因此，县城里各机关的许多年轻人，都成了照相馆的常客，也成了员工们的好朋友，为的是能照到满意的照片。我还记得好几个年轻英俊的武装部的军官，有事没事，都好往照像馆里跑，星期天还去镇华姨家里作客，结果镇华姨每人都给介绍到一个相片曾在橱窗里摆放过的漂亮姑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县城里的几乎都在曙光照相馆里照过相，关于自己的影像，大都是曙光照相馆给记录下来的。现在我家里保存的极少的照片中，有一张泛黄的父亲的军官照，还打着凸起的曙光照相馆的字样。我小时留下的唯一的一张三岁时拍的背木条子当枪的照片，也是金大的杰作，曾写进怀旧散文《玩枪》中。后来考大学准考证上的照片也是金大拍的。最后一次进曙光照相馆，是给女儿照百日照了。但金大给我们免费照的几张合影照，我都还保存着，是我们那些一起长大的孩子们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和下放时的合影，其中就有金大、纪叔他们的孩子。那泛黄的照片，总能勾起我对往昔生活的许多回忆。

*时，照相馆还发行了一次毛主席语录章。就是把毛主席语录拍成照片，剪下来贴在硬纸片上，用别针别在衣服上，曾经风靡一时。估计这样的毛主席语录章，能保存下来的，没几个。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县城里出现了好几家照相馆，原来的照相馆也因为改造而拆迁了，它和附近的东风理发店，都